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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鼎鼎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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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张惠卿:忆“反右”时的公审大会(上)  

2015-03-30 22:29:18|  分类: 反右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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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3-30 11:22来源:《炎黄春秋》2015年第3期作者:张惠卿 


 

       摘要:他在本书的“前记”中一开始就说:“在我经过的一些大事中,我的原则是:一切按具体情况处理,明知其错的我绝不干。为此要付出多大代价,我无条件地承受就是。世界上很多事情,常常都会有例外的,唯独有一件事,我以为绝不能有例外,那就是:良心。”


   生活书店最近出版了已满九十五岁高龄的曾彦修同志的一本书,书名叫《平生六记》。

  我拿到彦修同志的赠书后,几乎是一口气把它读完的。掩卷长思,感慨万千。

  全书文字不长,七万字左右。作者如实地记述了他亲身经历的几件大事:“土改”“三反”“镇反”“肃反”“四清”“反右”。

  这《六记》着重写了后两记,即《四清纪实》和《反右记幸》。主要是《反右记幸》这一篇,曾老把1957年“反右”时,他在人民出版社是如何被定为全国第一名“党内右派”的前后经过,以及被批斗的情况,都写清楚了,使我回想起当年的许多往事。因为人民出版社“反右”,我也是亲历者,曾老当时的遭遇我感同身受,一清二楚。特别是那次出人意外、令人震惊的千人公审大会,我至今记忆犹新。

 

  祸起“镇反”

 

  曾老是抗战初期到延安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他曾长期在延安和其他抗日根据地学习和工作。解放初期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宣传部副部长兼广东省教育厅厅长和南方日报社社长。他是1954年调到北京,在人民出版社担任主要负责人的。在延安期间,他经历过那场荒唐的“抢救”运动。这场所谓“抢救失足者”的运动,不知伤害了多少满腔热情投奔到延安参加革命的好同志。曾本人也被“抢救”成了“特务”。

  曾老对此运动有刻骨铭心的认识,因此他一生保持着绝不冤枉一个好人,也绝不干违背良心的错事的为人准则。

  他在本书的“前记”中一开始就说:“在我经过的一些大事中,我的原则是:一切按具体情况处理,明知其错的我绝不干。为此要付出多大代价,我无条件地承受就是。世界上很多事情,常常都会有例外的,唯独有一件事,我以为绝不能有例外,那就是:良心。”

  曾老在书中写了《镇反记慎》,因为坚持这个“慎”字,他在“反右”运动期间,竟被人陷害,差点被当作包庇反革命的罪犯而遭到灭顶之灾。

  解放初期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当然是一次重大的对敌斗争行动,各方都十分重视。当时全国早已大张旗鼓地开展宣传活动了。但广东地区解放较晚,镇反工作也推迟了一点。

  曾老在《镇反记慎》中记述了这样一段事实:

  有一天晚上南方日报社突然接到广东省公安厅的一个紧急通知,说第二天要在广州处决一百四十多名反革命罪犯,附了一张罪犯的名单和每人只有两三行字的罪行材料,要报社第二天在报上公布并配合宣传。而此事报社事先一无所知,任何宣传资料都没有,连社论也无法写。何况一次处决一百四十多人,历史空前,广州是广东刚解放不久的新区,又邻近港澳,如没有有说服力的文章和材料,群众如何能接受。当时报社编辑部乱成了一锅粥,都认为第二天绝不能这样出报。

  而更重要的是,要处决的一百四十多人,除少数人的罪行比较清楚外,很多人都含混不清,构不成处决的条件。明显是为了造声势、造舆论而草率决定的,这不是草菅人命嘛!但即使不出报,人照样要处决,时间如此紧迫,报社的领导和有关人员连续讨论了两个小时得不出结果,大家都非常着急。

  唯一的办法是社长曾彦修打电话找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的第一书记叶剑英同志,请叶帅出面妥善解决。当时上面有规定,报社遇有无法处理的事故,即使在半夜,社长也可以打电话找第一书记。但这样做却有极大风险,“镇反”这样的大事,谁敢出头去碰?但问题是如此严重,一是人命关天,二是党的声誉。曾彦修在副社长杨奇的帮助下,横下一条心,已经是午夜12点钟了,他先打电话给叶帅的秘书,说有紧急情况要向叶帅通报。十分钟后,叶本人和曾通了话,决定1点钟在叶处开会,要曾立即赶过去。

  会议由叶帅主持,有分局和省府的几位领导参加。主管“镇反”的这位领导同志(分局的社会部部长兼省公安厅厅长)显然极其生气,他带了一位处长,拿了两麻袋的材料放在地上。叶帅对他说,听说你们明天就要枪毙一百多人,是怎么回事?他一听就急了,说这不是分局决定的吗?叶说,分局决定是坚决执行中央大镇反的指示,是原则性的,可不是行动指令。你们这个大行动若不是报社告诉我,我亦要明天见报才知道。

  这位领导知道出了问题,但一再强调说,我们这个事是毛主席、党中央抓的,要大镇反,广东已经晚了,我们准备了好久,今晚分局社会部、省公安厅、市公安局都漏夜办公,参加这次行动的有一千多人,他们现在都在连夜等着,准备明天上午9点执行,此事已难以更改。

  叶帅要曾彦修发言,曾讲了报社的意见,说明报社坚决拥护党中央大镇反的指示,要大张旗鼓地宣传,要向公众宣传反革命的罪恶,让全民来声讨。但是宣传材料一定要清楚,罪状要明确,如果含含混混,罪名空洞,都是“一贯反动,民愤极大”,广大群众会怎么看……话还没有说完,对方就怒气冲冲地指着地上两个麻袋说,你看吧,材料都在这里。这样变成曾彦修和这位领导的对抗争议了。

  叶帅和其他几位领导同志都讲了话,尽管讲得很委婉,但都是支持曾彦修的意见,而对方却毫不让步,反复坚持,说一切都已准备好,明天执行已难更改,改了影响也不好。

  叶帅是何等政治家,见久久纠缠不决,不得不把重话讲出来了,说:“我们要记住中央苏区的教训,这刀把子究竟是掌握在党委手里,还是掌握在保卫部门的手里,这是有很深的血的教训呀!”

  对方听了此话,知道叶帅已下定了决心,只好不满地说:我立刻通知明天停止执行。于是就离座到厅内边上打了一个电话,向他下属下达了通知:“明天停止执行!”等了一会又说:“是,全部停止执行,原因等我回来再说。”这件事就这样结束了。

  但谁知这位政法部门的高官却从此对曾彦修恨之入骨,一直耿耿于怀。1957年“反右”时,《人民日报》上公布了曾彦修是第一名“党内右派”以后,他终于等到了可以报复消恨的机会,精心策划了一次要把曾彦修整倒整垮的行动,也就是组织了那场千人公审大会。那时这位领导已经升任国家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副总检察长,掌握刀把子的权力更大了。

 


责任编辑:花满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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