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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慰年:暴民是暴政的一面镜子  

2016-11-02 09:31:03|  分类: 历史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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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慰年:暴民是暴政的一面镜子
2016-11-01 17:55:56栏目:好文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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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罗慰年(授权发布)

?什么是暴政?木然从洛克对暴政的描述,认为洛克对暴政进行了简化,衡量暴政与否只采取了单一的标准。在洛克看来,暴政就是政府超越法律,把政府置于法律之上。“统治者无论有怎样正当的资格,如果不以法律而以他的意志为准则,如果他的命令和行动不以保护人民的财产而以满足他自己的野心、私愤、贪欲和任何其它不正当的情欲为目的,那就是暴政。”真正的暴政就是违背法律的暴政,违背法律的暴政就是透骨入髓的暴政,这种暴政使每一个人都处在战争状态,使每一个人的关系都成为狼与狼的关系,使每一个人都没有合理的预期,使每一个人都朝不保夕。指鹿为马、朝令夕改的暴政让每一个人的生命与财产都失去了归宿,自由自然更是免谈。(木然:《人的三个基本权利不能交给政府》)

暴戾政治是专制社会的常态,中国专制社会暴政的理论基础是商鞅改革理念。金嘉文总结中国暴政,归源于商鞅变法,商鞅变法的核心治国理念是将国家与人民对立起来,有国家的强大就没有人民的幸福,有人民的幸福就没有国家的强大。为了实现国家强大,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使人民更加弱小---换言之,大国崛起的基石,就是人民的苦难和泪水。一个雄视四海的大国的崛起,注定要以牺牲全体民众的幸福为代价。(《商君变法---“大国崛起”背后无人问津的隐情》)

王思想概括商鞅的治国理念,认为《商君书》提出的驭民五术:1,壹民:统一思想。2,弱民:国强民弱,治国之道,务在弱民。3,疲民:为民寻事,疲于奔命,使命无暇顾及他事。4.辱民:一是无自尊自信,二是唆之相互揭发,终日生活于恐惧氛围。5,贫民:除却生活必须,剥夺余银余财(狂印钞票),人穷志短。五者若不灵,杀(囚)之。(《人民公社来源于商君书》)几千年一以贯之的商鞅治国理念,是历代暴政的理论基础。

历代暴政统治者,继承发扬商鞅的“治国治民”理念,建立了华夏历史上一套完备的“依法制治理国家”的传统。暴政是暴民的制造者;暴民是暴政的一面镜子。当国家机器强大时,暴政横行;当国家机器衰落时,暴民蜂起;暴政与暴民交替出现,是中国历史不能逃脱的宿命。黎澍在总结暴政时说:“农民战争取得胜利,必然导致‘皇权’的集中,农民是一个落后的阶级,中外历史概莫能外。”他又说:“关于暴力革命问题,胜利者必继以暴力统治,从而走向专制,迷信权力统治。” (祝世华:《反思录---从当代历次重大冤案中,探索真实的毛》)

政治学新锐吴称谋分析今天中国现实,认为不同地位、不同阶层的人都饱受恐惧的煎熬。不仅仅是普通民众还在遭受恐惧的统治,在位的当权者们得经受权利随时被丧失的恐惧,同时还得如履薄冰地经受住被极权体制充当牺牲品的恐惧;贪腐官员们有怕财富曝光充公成为阶下囚的恐惧;背有历史责任的退休元老们则要忍受有生之年被历史清算的恐惧。(《解读中国模式》)中国人至今都未能享受“免于恐惧的自由”,无论什么人生活在心理恐惧的状态中。

暴政以恐惧为根本原则,以暴力为强大后盾,以权力滥用为主要表征,侵犯人的肉体与精神,使人成为工具。谎言与暴政是孪生兄弟。1958年,全民竞赛撒谎。河南嵖岈山公社刘金占队长,领导要他上报小麦亩产12000斤,刘不肯,说是吹牛。众批斗,拳打脚踢,刘流着血问:你们都种过地,一亩地能打这么多小麦吗?继续打,断了三根肋骨,服了吗?刘答:服了。又问:能打12000斤吗?刘答:真能!(来源:《网络资料》)暴政下的“顺民”,不是真正顺服;他们一旦掌握权力,就会成为新的暴政根源。

没有民主的法制既是一条官民冲突之路,也是一条制造暴民之路。在华夏民族的历史上,这是一条由秦始皇开辟的“暴政奴役-官民冲突-暴民蜂起”相互循环交替之路。一直到满清末代皇帝,前者呼,后者拥,几千年络绎不绝。晚清有过这样的历史机遇,可惜错失良机,没有走上君主立宪的道路,最终家破国亡。

以法制治国,法制严酷和滥用则官民冲突,法制松懈和瓦解则官民冲突制造的社会矛盾导致暴民蜂起。以法制治国导致文革的历史教训至今也没有被认真总结和吸取。文革的本质,是不经民选、不受限制的权力落到了少数人甚至一个人身上并被滥用。当年毛泽东发动文革,何曾考虑过是否违宪?国家主席刘少奇在土改、镇反、反右、四清,迫害地主、反革命、右派、红卫兵和政治异己,不遗余力,根本不把《宪法》放在眼里。结果往往非常反讽,所谓“剃头者人亦剃其头”。当刘少奇在中南海遭红卫兵批斗时,才想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他悲凉地说:“我还是国家主席,宪法保证公民的人身自由。”

明知土改、镇反不得人心,却一意孤行;为了掩盖土改和镇反无法无天造成的后果,甚至不惜推动一场战争。刘少奇说,“抗美援朝很有好处,使我们的很多事情都好办(如搞土改,订爱国公约,搞生产竞赛、镇反等)。因为抗美援朝的锣鼓响起来,响得很厉害,土改的锣鼓、镇反的锣鼓就不大听见了,就好搞了。如果没有抗美援朝的锣鼓响得那么厉害,那么土改(和镇反)的锣鼓就不得了了。这里打死一个地主,那里也打了一个,到处闹”,“很多事情不好办”。(《刘少奇在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报告》) 共和国主席终究死于他们自己培养出来的无法无天的“红卫兵”手上。悲哉!哀哉!遥想少奇当年,土改、镇反,何其残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以法制治国,以恐惧治国是君主朝代国家传统的治国之道,法制是君主治理人民的工具而不是君主权力被限制的笼子。没有建立在民主制基础上的法制,法制往往沦为少数人迫害政治和信仰异己的工具。古罗马帝国的法律体系非常发达,辩护制度也很成熟。但完善的法律体制并没有阻止暴虐的统治者对基督徒的迫害,审判和刑罚成为一种堂而皇之的迫害手段。在“西普瑞安被斩首案”中,教父西普瑞安拒绝放弃信仰和“改过自新”,法庭便认定其“私自纠集犯罪集团”和“敌视罗马诸神”的罪名成立,并将他判以斩首。(《暴君尼禄迫害正信,让罗马古城尸横遍野》)这样的暴政最后被暴民推翻,不是非常合理吗?

一个现代宪政民主国家,必须在个人的自由和国家的权力的平衡中找到发展之路。任何一端不受控制,走向极端,无论是国家的暴力还是国民的暴力,都是文明的灾难。美国把“制衡”的原则,贯彻到政治和社会的每一个细胞,因而获得个人自由与国家权力的平衡。民国宪政学家张君劢曾指出:“一个国家对于自由与权力,仿佛人之两足,车之两轮,缺其一即不能运用自如。个人自由寄托与国家身上,国家全体亦赖个人自由而得其巩固之道。此即今后立国之要义。从这观点来说,中国民主政治之一线光明,即在自由与权力平衡之中。”(《立国之道》)

对于立国之道,往事如烟有一段评论非常到位:那些崛起的大国能够获得持久繁荣和稳定,折射出的乃是那里的民主法治的成长,其中人民对于政府的控制,宪政下不同权力的制约与平衡,独立司法权所提供的既对公]权也对民意的严格限制,新闻自由所带来的政治开放与透明,都是其中的关键因素。法治的初衷乃是保障个体的权利与自由,并非为了崛起为大国。(《新浪评论》)

罗慰年新浪博客链接:http://blog.sina.com.cn/s/blog_6ac904c40102wvvz.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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