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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鼎鼎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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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8人简介  

2016-09-20 10:56:40|  分类: 人物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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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人简介(万润南.严家其.苏晓康.戴晴.包遵信.刘宾雁.王若望.钦本立)


*.万润南(曾任“民阵”主席)


1964年考入清华大学。曾在日本日立公司受过短期培训,后去美国佛罗里达大学进修工作。原是中国科学院计算中心的软件工程师。1984年与同伴共创北京四通集团公司,担任总经理。一心想办中国的IBM。


人物生平

 

万总,是四通集团公司同仁对他们总经理的一种呢称,当然其中也包涵着尊重、权威的意思。“财大气粗”,也可谓名副其实。1984年5月16日,万润南等七人用2万元借款起家,1987年营业额竟达5个亿。1988年有职工700多名,在北京建立了电子元器件、电脑技术等8个专业公司,在上海、长沙、乌鲁木齐、深圳等100多个地区建立了分公司,办事处或经销机构。 


相关报道


《北京四通集团公司万润南总经理如是说》,《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1986年12月27日

《四通的成功是人才政策的成功——访北京四通集团公司总经理万润南》,《人才研究》,1987年11月27日[3] 

《学而优则“商”——四通集团公司总经理万润南从商启示录》,《瞭望周刊》,1988年4月30日[2] 

《万爷在巴黎》,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2014年7月31日


媒体评价


2014年8月13日,《环球时报》刊登文章《“万爷在巴黎”的讲述令人感慨万千》,内容如下: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刊发专栏作家许知远的文章《万爷在巴黎》,讲述了作者与万润南的会面和谈话。万润南是昔日四通集团的创始人,上世纪80年代中关村的顶级风云人物,后被定性为1989年政治风波的“幕后黑手”之一。他在那之后出走西方,成为海外民运的重要头面人物。他对作者谈了这些年的经历和对往事的感受。 

万润南的一句话令很多人印象颇深:“我们犯的最大错误是,低估了难度,低估了共产党的韧性。”的确,当年那批人跑出去后成立“民主中国阵线”,万润南任“秘书长”,他们预言中共政权将在6年内垮台,甚至有人认为只需3年。这些预言都破产了,作者写道,这是一个“痛苦的、充斥着幻灭与挫败的发现过程”。

万润南已经老了,他在巴黎的生活更加“个人化”。他当年的同伴们大体溃散得七零八落,他们显然没有前途。万润南没有放弃自己的价值观,但他表示,自己最想念的地方是中关村。 

那段历史中国媒体上这些年极少提及。然而人们在私人及非正式场合会不时谈论到它,它事实上是中国社会一份重要的集体记忆,对它的回望和反思在一轮轮无声进行着。

的确有一些人当年认为中国政府会很快崩溃,西方舆论充斥了那样的预言。在之后的几年里,苏联和东欧国家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倒了,但中国不仅稳住了阵脚,而且通过进一步改革开放创造了新潮流。这一巨大的事实看似是历史进程的一次扭转,其实它是历史规律的一次坚持。万润南们的悲剧在于看错了这一事实的性质。

中共走向政权之路,比苏联、东欧共产党要艰难得多。苏俄十月革命通过大城市暴动成功,东欧社会主义政权是苏联红军一路击败纳粹德国的成果。中国从共产党成立到革命成功用了28年,这当中死了无数共产党人,国家历尽风雨,这是历史以血的代价反复选择的过程。中共最终成为执政者,这决非中国历史的仓促决定。

中共早期执政有重要成就,也出现了一些严重失误,然而中国整体的向好发展虽然曲折,到上世纪80年代,却已十分清晰。社会的阶段性问题和公众对它们的不满,与人们支持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并不是矛盾的。 

很多人都把历史潮流挂在嘴边,但其中一些人总是搞错什么才是真正的历史潮流。他们以为原苏联、南斯拉夫的变故以及后来的颜色革命就是历史潮流,却把中国改变世界格局和移动了世界中心位置的改革开放看成了边缘的东西。他们仍生活在西方对中国的启蒙时代,无法超越西方带来的思维角度,造成致命的误判。

万润南那批人被中国历史无情淘汰了。他本人从当年的“叱咤风云”落到今天的境遇,令人感慨万千。万润南表示,“中国的变化好比一场化学反应,有参与物,也有生成物,我们是促成这场化学反应的温度、压力与催化剂,在将来的生成物中,没有我们的位置,但我们有其作用。”这更像是自我安慰和解嘲的话。 

历史本来就是合力促成的,即使负面的力量,也可能有其独特的作用。但人们还是希望自己为历史贡献出同它实际方向最契合的推力。从这个意义上说,万润南和他的同伴们只能定义成失败者。

历史里充满了各种情感,但它最终流淌出的应是智慧和理性。《万爷在巴黎》是早年在清华同学中被称为“万爷”的万润南流亡记,除此之外,那里面还有从上世纪80年代末直到今天的复杂回响。



环球时报:“万爷在巴黎”的讲述令人感慨万千

2014年08月13日 09:16   来源:环球时报   单仁平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近日刊发专栏作家许知远的文章《万爷在巴黎》,讲述了作者与万润南的会面和谈话。万润南是昔日四通集团的创始人,上世纪80年代中关村的顶级风云人物,后被定性为1989年政治风波的“幕后黑手”之一。他在那之后出走西方,成为海外民运的重要头面人物。他对作者谈了这些年的经历和对往事的感受。

 

  万润南的一句话令很多人印象颇深:“我们犯的最大错误是,低估了难度,低估了共产党的韧性。”的确,当年那批人跑出去后成立“民主中国阵线”,万润南任“秘书长”,他们预言中共政权将在6年内垮台,甚至有人认为只需3年。这些预言都破产了,作者写道,这是一个“痛苦的、充斥着幻灭与挫败的发现过程”。

 

万润南已经老了,他在巴黎的生活更加“个人化”。他当年的同伴们大体溃散得七零八落,他们显然没有前途。万润南没有放弃自己的价值观,但他表示,自己最想念的地方是中关村。

 

那段历史中国媒体上这些年极少提及。然而人们在私人及非正式场合会不时谈论到它,它事实上是中国社会一份重要的集体记忆,对它的回望和反思在一轮轮无声进行着。

 

的确有一些人当年认为中国政府会很快崩溃,西方舆论充斥了那样的预言。在之后的几年里,苏联和东欧国家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倒了,但中国不仅稳住了阵脚,而且通过进一步改革开放创造了新潮流。这一巨大的事实看似是历史进程的一次扭转,其实它是历史规律的一次坚持。万润南们的悲剧在于看错了这一事实的性质。

 

中共走向政权之路,比苏联东欧共产党要艰难得多。苏俄十月革命通过大城市暴动成功,东欧社会主义政权是苏联红军一路击败纳粹德国的成果。中国从共产党成立到革命成功用了28年,这当中死了无数共产党人,国家历尽风雨,这是历史以血的代价反复选择的过程。中共最终成为执政者,这决非中国历史的仓促决定。

 

中共早期执政有重要成就,也出现了一些严重失误,然而中国整体的向好发展虽然曲折,到上世纪80年代,却已十分清晰。社会的阶段性问题和公众对它们的不满,与人们支持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并不是矛盾的。

 

很多人都把历史潮流挂在嘴边,但其中一些人总是搞错什么才是真正的历史潮流。他们以为原苏联、南斯拉夫的变故以及后来的颜色革命就是历史潮流,却把中国改变世界格局和移动了世界中心位置的改革开放看成了边缘的东西。他们仍生活在西方对中国的启蒙时代,无法超越西方带来的思维角度,造成致命的误判。

 

万润南那批人被中国历史无情淘汰了。他本人从当年的“叱咤风云”落到今天的境遇,令人感慨万千。万润南表示,“中国的变化好比一场化学反应,有参与物,也有生成物,我们是促成这场化学反应的温度、压力与催化剂,在将来的生成物中,没有我们的位置,但我们有其作用。”这更像是自我安慰和解嘲的话。

 

历史本来就是合力促成的,即使负面的力量,也可能有其独特的作用。但人们还是希望自己为历史贡献出同它实际方向最契合的推力。从这个意义上说,万润南和他的同伴们只能定义成失败者。

 

历史里充满了各种情感,但它最终流淌出的应是智慧和理性。《万爷在巴黎》是早年在清华同学中被称为“万爷”的万润南流亡记,除此之外,那里面还有从上世纪80年代末直到今天的复杂回响。▲(作者是环球时报评论员)

 

(责任编辑:武晓娟)



*.严家其


(1942年12月25日~)原籍江苏武进人。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中国政治学会常务理事,系20世纪80年代国内冒升得最快的政治学家。妻子高皋。著有《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与高皋合著)、《首脑论》、《我的思想自传》等。


人物生平

 

1964年,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物理数学专业。

同年,考进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成为于光远和龚育之(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的研究生,从事哲学研究。

文革期间,他开始搜集有关政治体制的资料,研究世界各国的政治制度,并于1982年出版了《国家体制》一书。

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政治学研究所正式成立,由严家其出任第一任所长。 

1986年,他和同在社会科学院工作的妻子高皋完成了《中国文革十年史》,加上同时期研究而写成的《首脑论》,令他盛名大噪。

1989年8月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的院长办公会议认为,严家其的所作所为触犯了国家法律,完全丧失了作为国家公职人员的基本条件,决定开除公职。同日,中国政治学会召开常务理事会议,决定撤销严家其常务理事的职务.

1990年1月3日,公安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决定吊销严家其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 

1990年1月7日,北京市公安局负责人在回答记者问时指出,被我公安机关通缉的刑事犯罪分子严家其、万润南、陈一谘畏罪潜逃后在国外发起、组织、成立了“民主中国阵线”,继续进行危害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的犯罪活动。中国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依法吊销了他们的护照。

2出版著作

 

国内

 

《能源》,科学出版社,1976年

《跨越时代的飞行:宗教、理性、实践三个“法庭”访问记(哲学幻想小说)》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 

《宗教·理性·实践:访三个时代关于真理问题的三个“法庭” 盲文》,北京盲文出版社,1979年

《四五运动纪实》,人民出版社,1979年

《漫游历史和未来:政治学幻想小说》,福建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

《国家政体》,人民出版社,1982年

《终身制与限任制》,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

《首脑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台北县中和市:谷风出版社,1987年

《"文化革命"十年史:1966-1979》,与高皋合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台北:百川出版社,1989年;远流出版公司,1990年

《中国“文革”十年史》,与高皋合编,北京:中国问题研究出版社,1987年;香港大公报,1987年

《权力与真理》,光明日报出版社,1987年

《思想自传》,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我的思想自传》,香港三联书店,1988年 ;台北:风云时代出版社,1989年;台北:新学识,1989年;远流出版公司,1990年


海外

 

《走向民主政治:严家其中国政治论文集》,台北:时报文化出版社,1990年

《政治多么简单:理解政治之路》,台北:正中书局,1992年

《联邦中国构想》,香港:明报出版社,1992年

《第三共和:未来中国的选择》 ,台北:时报文化出版社,1992年 

《民主怎样才能来到中国》,远流出版公司,1996年



*.苏晓康


苏晓康(1949年~)当代报告文学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祖籍四川,出生于浙江杭州。苏晓康是继刘宾雁之后又一位敢于触及重大社会问题的作家,被认为是“新生代”报告文学作家代表之一。由于其作品关注社会热点,揭示矛盾尖锐、泼辣、敏感,赢得很高的社会威望,但也招致不小的非议。2013年6月初,应邀到台湾省台北市担任“驻市作家”。


人物生平

 

中学毕业后当过知青、工人、报社编辑、记者。 

1984年,入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大专班,毕业后留校任教。

1983年,发布报告文学《东方佛雕》,获第三届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

1986年,分别在《中国作家》第2期和第5期发表《洪荒启示录》与《阴阳大裂变》,引起强烈反响,使他成为1986年最惹人注目的人物,故有人称1986年为“苏晓康年”。

1987年,又连续发表了两篇同样引起轰动的作品:《神圣忧思录》与《自由备忘录》。 

1988年,加入中国作协。 

1988年,撰稿的电视片《河殇》受到政治批判。

1989年,移居欧洲。 

2出版著作

 

国内

 

《洪荒启示录》通过对河南洪汝河两岸(驻马店地区)连年水灾、人们逃荒要饭这一贫困落后现象的探讨,说明造成贫困的原因主要不在于“天灾”,而在于“人祸”,即贫困是封建主义、官僚主义和极左路线相结合的产物。

《自由备忘录》,可说是《洪荒启示录》主题的延续与深化:《洪荒》通过对洪荒原因的探寻,批判了封建主义和官僚主义,呼吁中国的民主与法制;《自由》则直接、集中写中国法制的不健全与人民民主、自由的贫乏,从而揭露中国现行体制的弊病在于“人治”(以权代法),因而呼唤法律的尊严、执法机关的独立和人民的民主、自由。

《阴阳大裂变》,江苏文艺出版社,1987年;台北:联合文学,1988年(获1985~1986年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发表后,立即使以往的婚姻道德方面的作品黯然失色。 (后易名《当代婚变沉思录》,三联书店;1988年 )

《不结浆果的黄土地》,《阴阳大裂变》的续篇,作品通过列举、分析种种不合道德、情理甚至是残酷的婚姻事实,指出存在这些问题的根源,主要是封建主义传统势力以及与此相联系的贫穷、愚昧;而这种传统的封建势力,不仅体现在人们的深层心理结构中,而且反映出我国《婚姻法》的某些不完善、不明确以及执法者的心理偏差。 

《神圣忧思录——中小学教育危境纪实》(与张敏合作)是在反映教育问题方面影响较大的作品。它通过记叙北京市教育界众多发人深省的事例,在肯定教师的献身精神和说明教育工作之神圣的同时,揭示了我国教育界存在的严重问题,从而呼吁全社会关心和重视教育。 

《最后的古都》(与蔡元江合作)围绕北京的城市建设问题,反思和批判了在此问题上的左倾错误,提出和探讨了关于保护古代文明与建设现代化城市的二重命题。 

《活狱——关于我们心灵的报告》(与张敏合作)则通过采访、解剖一些精神病患者,提出了“一个人怎样不使他的心灵成为他自己的牢狱?”的社会问题,即提倡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宽容和互助,改善整个社会的人文条件和民族的心理结构。

除“金刚怒目”外,苏晓康也有“悠然见南山”的时候。如《东方佛雕》描写了改革者的事迹,《炼魂之火——老山作战纪实》歌颂了对越自卫反击战中的英雄将士。

但他的长篇《“乌托邦”祭——1959庐山之夏》却存在较大失误。即该作在反思1959年“庐山会议”这一当代重大历史时,在对毛泽东的认识和评价上存在态度上的偏激与方法上的片面,未能把握人物与事件的整体性质,违背了历史真实与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一现实主义美学原则。 


海外

 

《河殇:电影片集解说词》(与王鲁湘撰稿),香港:三联书店,1988年

《河殇》(与王鲁湘撰稿),香港:中国图书刊行社,1988年 

《乌托邦祭》(与罗时叙、陈政合作),台北:风云时代,1989年

《乌托邦祭:庐山会议纪实》(与罗时叙、陈政合作),香港:存真社,1989年

《自由备忘录:苏晓康报告文学精选》,香港:三联书店,1989年

《全景报告文学集》,香港:上海书局,1989年

《河殇集外集》,台北:风云时代,1990年 

《龙的悲怆:<河殇>回响》,台北:风云时代,1991年

《从五四到河殇(Seminar on Chinese storm)》,主编,台北:风云时代,1992年

《离魂历劫自序》,台北:时报,1997年

《屠龙年代:中原丧乱与<河殇>前传》,印刻文学生活杂志出版有限公司,2013年

《寂寞的德拉瓦湾》,印刻文学生活杂志出版有限公司,2013年


人物评价

 

他的“轰动”,不仅在于他直接继承和发展了刘宾雁针砭时弊、干预生活的传统,而且在于他在手法上,也将刘宾雁的“一人一事”式发展为“客观综合”式,即不同于刘宾雁的主要通过解剖典型的一人一事来直逼现实政治,而是通过综合大量非典型的人事,从历史与文化的角度,以貌似客观、冷静的态度来对政治进行干预。而贯穿其中的主题就是反封建主义与呼唤民主科学。也就是说,他继承和发扬五四思想启蒙的战斗传统,将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并由此而对文坛产生深刻影响。这是他对包括报告文学在内的整个新时期文学的历史贡献。当然,他的探索也有失误之处,主要是某些作品思想偏激、方法片面,同时也存在“思想大于形象”等问题。



*.戴晴


戴晴(1941年1月8日-),女,原名傅小庆、傅凝,江西临川人,生于重庆,是中国的一名作家和持不同政见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自由撰稿作家,独立评论人士,环保活动家。


人物生平

 

戴晴生于重庆,幼年随父母奔走于港澳、津沪等地。其父为抚州早期中共党员和革命先烈傅大庆,是中共驻马来西亚支部书记,后在北平搞秘密情报工作,是叶剑英的部下,上世纪四十年代中期作为共产国际远东情报人员被日本宪兵队秘密杀害。后为叶剑英夫妇收养。

1960-1966年,就读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导弹工程系自动控制专业。

毕业后任七机部任技术员、航天部一院十三所技术员。

1969年下放湛江围海造田,后又到湖南劳动。

1972年后任公安部一所技术员,解放军总参一局参谋工作,曾入南京解放军外语学院进修英语。

1979年秋,写出处女作短篇小说《盼》,开始发表作品。及时反映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问题,把两地分居的知识分子境遇中的酸、甜、苦、辣、咸写得如泣如诉,受到注意和好评。其后曾在中国作家协会外联部工作。

1982年从部队复员,到《光明日报》社任记者及专栏主持人,并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荣誉成就


《与祖国文明共命运》(主编)获全国报告文学奖。

散文《我的汉声朋友》获海峡两岸征文第一名,部分作品译为英、日、德文在国外出版。

曾先后获得哈佛大学尼曼研究基金、哥伦比亚大学自由论坛研究基金、华盛顿威尔逊中心研究基金等,

1992年获世界报业协会自由金笔奖。

1993年获康狄·耐斯特环境保护奖和戈德曼环境保护奖。

上世纪八十年代,戴晴以其犀利的文笔,泼辣的文风和弘扬民主的道义勇气叱咤文坛和新闻界,一时名动天下,1988年被称为戴晴年。


主要作品.著作

 

不(短篇小说)1982,花城出版社

戴晴作品一览

戴晴作品一览(6张)

最后一个椭圆(小说集)1985,十月出版社

魂(散文集)1985,上海文艺出版社

追逐魔鬼 挝住上帝(杂文集)1988,湖南人民出版社

学者答问录(采访集)1988,陕西科技出版社;1989,江西人民出版社

当代中国女性系列(报告文学集)1988,辽宁人民 出版社

当代中国女性(口述历史文学/与洛恪合作)

储安平与党天下(历史纪实) 1989,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我的四个父亲[2] 、在秦城坐牢(历史纪实)

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群——梁漱溟、王实味、储安平(历史纪实)1989,江苏文艺出版社

红色警报——首都记者赴大兴安岭火场亲历记(报告文学集)编著,1987,华夏出版社

长江长江——三峡工程论文集 编著,1989,贵州人民 出版社

长江三峡工程应否兴建——学者争论文集 编著,1989,香港中国图书刊行社

在如来佛掌中——张东荪和他的时代,2009,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译介

 

音乐与你(理论)美国L/爱尔曼等著,1987,天津人民出版社

《阿伦特与海德格尔》

《战争》(合译)

《罪孽的报应》


论文

 

论民事缺席判决制度



*.包遵信


包遵信(1937年9月~2007年10月)安徽芜湖人,曾用笔名:忍言、佚之。

20世纪80年代初由其任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被誉为中国自由民主思想的启蒙。


人物生平

 

幼时曾读五年私塾,1948~1953年读小学。

1953~1959年,在安徽省芜湖第一中学读书(初,高中)。

1959~1964年,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学习。

1964~1976年,任中华书局哲学编辑。

1976~1980年,在国家出版局研究室工作。

1981~1989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思想史研究室工作。

2007年10月28日,在北京去世。


社会兼职

 

《读书》副主编(1984-1986)

《中国哲学》主编(1978-1987)

《走向未来丛书》主编、顾问

《文化哲学丛书》副主编(1988-1989)


发表论著

 

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化报》、《历史研究》、《哲学研究》等报刊上发表中国思想史方面论文约百万字。

《跬步集》(中国思想史方面论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

《批判与启蒙》(台北市:联经,1989年)

《海峡两岸论五四》(张忠栋、包遵信等著,台北市:国文天地发行,1989年)

《从五四到新五四》(余英时、包遵信著,台北市:时报文化,1989年)



*.刘宾雁


刘宾雁(1925年2月7日~2005年),吉林长春人。著名作家、记者。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人民日报社记者。他在各种场合公开反对四项基本原则,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1987年1月被开除党籍。 

1956年,发表《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首开中国暴露文学之先河,引起巨大社会反响。改革开放以来,写作了大量尖锐揭露社会黑暗的文学作品。其中《第二种忠诚》、《人妖之间》等,成为那一时代中国纪实文学的经典之作。刘宾雁也因此成为家传户晓的中国作家。


人物生平


少年时代家境贫寒,几度辍学。早年受俄罗斯文学人道主义思想影响,追求社会正义,投身于革命。

1943年,读高中时参加地下抗日斗争。1944年加入共产党。

1946年起,先后在哈尔滨、沈阳等地从事教育和青年团工作。自学掌握了俄语,开始翻译《真理的故事》等苏联文学作品。 

1951年,调北京《中国青年报》任记者、编辑。 

1955年,到兰州黄河大桥工地采访,写成报告文学《在桥梁工地上》,随后又发表报告文学《本报内部消息》和评论《道是无情却有情》,从此在文坛引起广泛注意。

1957年,被定为右派下放劳动。

1961年~1969年,回《中国青年报》国际资料组工作。 

1969年~1977年,下放干校劳动。 

1978年,调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后调至《人民日报》社。 

1979年,发表报告文学《人妖之间》,引起更多注意。

1984年12月~1987年,担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1985年,刘宾雁在《开拓》创刊号上发表了报告文学《第二种忠诚》,同年在《文汇月刊》上发表了《我的日记》,1986年10月又在《报告文学》上发表了《未完成的埋葬》。这三篇涉及到上海海运学院人和事的稿件,引起了学院教职员工的强烈反响和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一时海内外议论纷纷,成为一件引人注目的事件。刘宾雁这三篇所谓揭露阴暗面的作品,内容严重失实,搞乱了人们的思想,破坏团结,干扰了实际工作,给这所学院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后果。(摘自1987年02期《中国记者》郭礼华《刘宾雁怎样歪曲事实》一文)

1987年1月23日,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被中共《人民日报》机关纪律检查委员会开除出中国共产党。[2] [7] 

1988年3月,应邀去美国哈佛大学进修讲学,仍然坚持自由化思想。 

1989年6月,宣布在海外开始流亡生活,7月去巴黎。

1989年11月,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做出决议,取消他的中国作家协会会籍,并撤消他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主席团委员和理事等职。

2003年,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亚洲英雄”,并称为“无所畏惧”、“不可腐蚀”的中国的良心。 

2005年初,病逝,终年80岁。


人物评价


1987年1月24日,外电评述刘宾雁被开除党籍,整理如下:

【合众国际社北京一月二十四日电】(记者罗纳德·雷德蒙德)一个专门暴露社会主义阴暗面的新闻记者,今天在一场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日益猛烈的运动中,成为被清洗出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个知名的知识分子。

官方的新华通讯社说,《人民日报》记者刘宾雁因“诋毁”共产党“堕落”、攻击马克思主义“过时”而被开除出党。 

一位西方外交官说,刘擅长写“暴露社会主义阴暗面、而不是美化社会主义的文章”。 

【美联社北京一月二十四日电】(记者罗婉莉)官方的新华通讯社今天宣布,记者刘宾雁因诬蔑共产党、攻击马克思主义而被开除党籍。

今天宣布的决定谴责刘宾雁严重违反了尊重事实和全面核对事实的新闻工作纪律,还说,他的一些报道甚至编造事实攻击党,给不明真相的读者造成思想混乱。

【路透社北京一月二十四日电】(记者黎国建)新华通讯社报道’中国共产党今天将记者刘宾雁开除出党,因为他反对党的领导。

新华社说,他“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字眼是这里用来谴责西方政治思想的。

【法新社北京一月二十四日电】据此间报道’记者刘宾雁因为在文章和讲演中写了和说了违反中国宪法和党纪的东西而被开除出中国共产党。 

据报道,《人民日报》社机关纪律检查委员会说,刘宾雁在他的文章和讲演中批评了中国宪法中的四项基本原则。 

刘宾雁是在中国共产党开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加强对意识形态控制的时候被开除出党的。 


主要成就.发表文章

 

《在桥梁工地上》,《人民文学》,1956年04期

《本报内部消息》,《人民文学》,1956年10期

《“不需要的荣誉”》,《读书》,1956年10期

《作家与读者》,《人民文学》,1957年01期[29] 

《文学要议政、议经、议文》,《上海文学》,1979年01期

《人民,只有人民……》,《社会科学辑刊》,1979年02期

《关于“写阴暗面”和“干预生活”》,《上海文学》,1979年03期[30] 

《人是目的,人是中心——对在作协代表大会上发言的补充》,《文学评论》,1979年06期

《人妖之间》,《人民文学》,1979年09期

《关于<人妖之间>答读者问》,《人民文学》,1980年01期

《路子还可以更宽些》,《文艺研究》,1980年04期

《从<人妖之间>引起的》,《人民文学》,1980年12期

《路漫漫其修远兮……》,《人民文学》,1981年01期

《不应忘记的历史》,《电影艺术》,1981年02期

《风雨昭昭》,《人民文学》,1981年06期

《闪闪发光的<金子>》,《剧本》,1981年06期

《应是龙腾虎跃时》,《当代》,1982年05期

《因为我爱……——记朱伯儒》,《当代》,1983年03期[31] 

《我的感想》,《当代》,1983年06期

《荆棘与鲜花》,《文学评论》,1985年01期[32] 

《生活在催迫作家》,《文艺研究》,1985年01期

《犹闻秦钟汉鼓声》,《中国作家》,1985年02期

《灵魂中发生的变革》,《今日中国》,1985年02期

《重大变化的结果——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纪事》,《群言》,1985年01期

《三十七层楼上的中国》,《上海文学》,1986年08期[33] 

《关于川剧<潘金莲>,和它引起的一点联想》,《中国戏剧》,1986年08期

《天职》,《上海文学》,1988年08期

《关于一次无效采访的报告》,《上海文学》,1988年12期


人物寄语


很多中国人为我的不幸感到悲哀和惋惜。我本人呢,却觉得是一件幸事。……我从生活中得到的东西,远远超出我所付出或我所失去的东西。那些被认为比我幸运得多的人,他们的墓志铭上是不能刻上这一行字的:“长眠于此的这个中国人,曾作了他应该做的事,说了他应该说的话。”——刘宾雁 


相关文章

 

评论类

 

《试论刘宾雁报告文学的创作个性》,《绥化师专学报》,1984年03期[35] 

《在思考与剖析中开拓前进的信心和希望——评刘宾雁的报告文学》,《苏州大学学报》,1986年第02期[36] 

《刘宾雁哪里去了》,《南风窗》,1986年08期



*.王若望


王若望(1918年2月4日-2001年12月19日)原名王寿华,江苏武进人。作家、原共产党员[1] 。历任西安工委委员,中共宝鸡县委书记,山东省城工部干事,《文化翻身》主编,新华通讯社淮海前线支社社长,上海总工会文教部副部长,中央华东局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文艺日报》副主编,《上海文学》编辑部副主任。中国作家协会第三、四届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第五届理事。


人物生平


1933年,到上海新亚药厂当学徒,同时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开始文艺创作,编印《雇员生活》杂志。

1934年,被国民党拘捕,判刑10年,在狱中继续写作作散文及诗歌,其中《义勇军歌》由周巍峙谱曲,流行全国。

1937年,国共合作后释放去延安学习。赴延安入陕北公学。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8年,始以“若望”为笔名发表作品。

1953年,任华东局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

1955年,任《文艺月报》副主编。

1957年,因写作《不对头》、《挖掉宗派主义的老根》等杂文被划为右派,下放农村劳动。

1962年,因写了小说《一口大锅的历史》反映大跃进运动中的错误;写了杂文《小火表赞》批评共产风和平均主义,又遭到点名批判。“文革”中再次受到残酷迫害,被监禁 4年之久。

1979年平反,任《上海文学》编辑部副主任。然而自1979年以来,经常在一些大学、文化团体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公开反对党的四项基本原则,煽动大学生和青年“跟着自由化走”。上海市委领导对于王若望的错误曾多次给以批评教育,但他阳奉阴违,屡教不改,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完全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条件。

1979年7月20日,《光明日报》发表王若望《春天里的一股冷风》的批评文章,言词很“激愤”。说“歌文(即《“歌德”与“缺德”》)”犹如春天里刮来的“冷风”,是貌似正确的“谬论”,“其语气又何等霸道!”“比江青还江青”,“比张春桥十三年还十三年”,使不同观点的争论带上浓重的火药味。《红旗》杂志发表的署名文章强调:“歌文”这些观点,同粉碎“四人帮”以来我国文艺界的斗争实践和创作现状很不相符,同党的三中全会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针背道而驰,因而是片面的、错误的。正如报刊上有的文章所指出的那样,它是“春天里的一股冷风”。在这股冷风的后面,可以明显地感觉到文艺界极“左”思潮的影响是不能低估的。7月31日,《人民日报》第三版以整版篇幅就“歌文”展开讨论,其中包括周岳的文艺短评《阻挡不住春天的脚步》,并转载了王若望的文章。周岳的短评把问题上升到政治高度,认为这篇文章是打着“歌颂社会主义”、“为四化服务”的旗号,散布极“左”思潮,反对解放思想,反对“双百”方针,抵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贯彻执行。随后,不少省、市以召开座谈会等形式,展开了对“歌文”的批评。

1979年8月2日,上海市文联举行有文学、电影、戏剧、音乐等各界50人参加的大型座谈会。身体不适的巴金仍赶来主持会议并发言。同一天,上海《戏剧艺术》编辑部和《上海戏剧》编辑部邀集戏剧界人士也举行座谈会。两个座谈会众口一词批评“歌文”的观点,认为“这是一股与当前的形势以及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心愿极不和谐的冷风”。1979年8月10日至24日,上海市委宣传部召开上海市文学、戏剧、音乐、舞蹈、美术创作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除上海文艺界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和著名人士以外,文化部和山东、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等六省的文联负责人也应邀参加。会议再次批评“歌文”,号召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探索繁荣文艺创作的途径。

1983年8月10日,胡乔木找上海的著名老作家王若望谈话,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胡乔木首先把王若望发表的文章放在思想界和文艺界的大形势之中:“一方面由于你个人的遭遇,使你写了一些文章,说了这样一些话,反映了全国的一股大潮流。不仅是文艺界,还有哲学界。.....很多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员,变成了自由主义者,毫不掩饰的自由主义者。还有比这更不好的,从根本上怀疑共产党、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也许他自己说他是共产党员。这股思潮经过1981年的批评有所下降。受了批评的有进步,但是没有受批评的却越来越厉害,越走越远。”胡乔木在这里表扬了钱钟书,说王若望没有像钱钟书一样看到是一个好时代,王若望所有的文章都没有歌颂这个好时代。胡乔木批评王若望:“你很少读书,发议论不知天高地厚,是非颠倒,你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未入党,你已不像党员了。”“你提倡无为而治(指对思想文化不要行政干预――引者注),如果实行无为而治,共产党就可以解散了,由民盟、民革组阁。”“你又提倡为民请命,为民请命这句话本身没有问题,《人到中年》这部片子也没有问题,但是你用这样的煽动性的话一说,你就成了专门制造党与群众对立起来这样作用的人,这是可耻的,还不说是危险的。对你的政治生命也是危险的。”“你的《三步曲》内容可能是真实的。看了你的作品,人们会说,共产党的监狱比国民党、日本的监狱还残酷。” 

1988年10月,《新启蒙》第一辑“时代与选择”编好了。王元化请人把清样送给魏承思。这期有两篇重要文章:童大林的《中国改革开放与思想解放运动》和王元化的《为五四精神一辩》。王元化还在“编后”中说明创刊缘起:“没有堂皇的目标,也没有宏伟的抱负,只是希望在当前娱乐性消费性读物正迅速挤走有质量的严肃读物时,为活跃学术空气,推动理论探讨做些工作。”又说:“理论的生命在于勇敢和真诚,不屈服于权势,不媚时阿世,这里发表的文章不一定有怎样高的水平,但我们力求学得认真,有心得,有创见,有新境界的开拓和探索,坚决屏弃一切空话、假话、大话,我们在探索过程中也会出现错误,但这是出于能力有限,而不是出于学术探讨以外的动机,或违反自己的学术良心。”

10月底,为了《新启蒙》的创刊,王元化假上海师范学院举行笔会,邀请于光远、李洪林、王若水、张显扬、阮铭、邵燕祥、高尔泰、金观涛等十余人出席。会后,一行人还去苏州东山作一日游。

这次笔会的内容发表在第四期《新启蒙》上,有邵燕祥、金观涛、高尔泰和魏承思本人的8篇文章。夏衍本来也在邀请名单上,奈因年衰腿疾未能与会。后来寄来文章,也包括在这8篇笔谈中。他强调,“新启蒙”要重提科学和民主,迎接时代的挑战,不能错过了前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会议期间来了一位不速之客——王若望。他声称是来拜访王若水的,从未进入会场。后来却在香港杂志发表文章称,《新启蒙》是公开亮出了旗帜。看到这篇文章,魏承思有一种将会遇到麻烦的预感,当即复印给王元化,请他注意。

《新启蒙》在1988年12月出版第二辑“危机与改革”;1989年1月出版第三辑“论异化概念”;4月出版第四辑“庐山会议教训”。刊物创办后由于发行渠道不畅,销售不佳。北京一家民营书店“都乐书屋”自愿协助扩大发行,并在1989年1月28日举行了一次新书发布会。王元化主持了这次会议,魏承思因有事没有陪他去参加这次会议。

谁知这样一次普通的新书发布会却引来一场轩然大波。据王元化后来告诉魏承思,苏绍智、于浩成、胡绩伟、秦川、王若水等思想文化界的同仁先后发言。会议开了一个多小时,突然又来了一位不速之客——F先生。此公在一群洋记者的簇拥下不请自来。他一进门,闪光灯就亮个不停,他顿时成了当晚的明星。待记者们照相忙碌后,他未经主持人有请便开始发言。他谈的主题是迩来给邓小平写信要求释放某人,并说应该提出人权的斗争目标。他慷慨陈词后,会场好一阵鸦雀无声,好久也没有醒过来,一刻钟后就宣布散会了。

这次会议因此被人抓到把柄进行曲解。宣传部某人把“新启蒙”视为一次“运动”,并作了这样的论断:五四启蒙运动产生了共产党,那么“新启蒙运动”就是要建立反对党。同样的评论不久也出现在香港的报刊上,如1989年2月5日的《快报》以“反对党的先声”为题评论此会,甚至把F说成《新启蒙》创办人。

这么一来,《新启蒙》就成为重大案件,湖南教育出版社接到省公安厅的传讯通知,不仅已经编好的第五、六辑无法如期出版,而且要追查湖南方面的责任。

有一晚,王元化约魏承思去他家谈话。他告诉魏承思当时面临的危局,为湖南的友人因此受牵连而深感忧虑,希望魏承思向当时中央书记处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芮杏文报告事实真相。因为芮在上海担任市委第一书记时,魏承思颇得他的器重。

次日,魏承思即和芮杏文的秘书谭大同取得联系,在电话上简单说明《新启蒙》的背景,特别强调和F、王若望毫无关系。谭大同在向芮杏文汇报后转达,要王元化写一份书面申诉详述《新启蒙》的来龙去脉。此事就此暂时搁置,湖南方面不再受查问了。王元化还希望《新启蒙》能继续出版。

不料,数日后就发生了政治风波。《新启蒙》被迫永远停刊,湖南的李冰封因受牵连而被撤职。7月份,陈希同的长篇报告中,首先提到了那次本来只是为《新启蒙》发行而召开的会,把它称为“新启蒙沙龙活动”,将《新启蒙》牵扯到风波中。

不久,《新启蒙》在上海师范学院召开的那次笔会,也被说成是上海动乱的起点。在停办一年后,某些文人趁机落井下石。如文艺理论家程代熙的文章把《新启蒙》定为“具有机关刊物性质”,把《新启蒙》同“建立反对党”联系起来,使王元化经受了沉重的政治压力。李锐曾书刘禹锡《浪淘沙》赠元化:“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迁客似沙沉。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王元化十分珍爱此一条幅,因为这恰是80年代他心境的写照。 


外媒评述


1987年1月13日,上海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作出决定,开除王若望党籍。

1987年1月14日,上海市委发出《关于开除王若望党籍的通报》,要求全市党员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既要坚持改革开放,又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旗帜鲜明地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作斗争。

外电评述王若望被开除党籍(《参考消息》1987年1月14日)

【合众国际社北京一月十四日电】(记者马珍)上海的一名作家今天成了中国日益加剧的反资本主义倾向运动中被开除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名“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 官方的新华通讯社说,王若望是被中共上海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开除的。 [7] 

【路透社北京一月十四日电】中国共产党今天开除了自由

 

派作家王若望。官方的新华社说,王若望被开除出党是由于他自一九七九年以来在讲话和文章中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党的原则。 党的报刊指责“某些同志”在处理上个月的学生示威时太软弱。 王若望是一位日本政治家所说的邓小平列举的“反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并鼓吹全盘西化”的三个人之一。 日本自民党领导人竹下登昨天对记者说,邓还提到另一位作家刘宾雁和科学家方励之。

【美联社北京一月十四日电】(记者罗婉莉)中国共产党今天宣布把一位作家开除出党,这是最近采取的第二个公开行动。与此同时,据报道,高级领导人邓小平和赵紫阳说,中国的改革将继续下去。官方的新华社援引邓小平和赵总理昨天讲的话说,中国将坚持实行改革和对外开放。

新华社说:“这两位中国领导人的谈话说明,担心中国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会影响改革和开放,是一种不必要的顾虑。”该社说,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对于促进改革的实行是必不可少的。新华社说,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会成员王若望之所以被开除出党,是因为他在作品和讲话中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即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

新华社说,王若望公开地自称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老祖宗”,鼓动学生和其他青年“跟着自由化走”。王若望参加了宣布开除他的那次会议。 

【法新社北京一月十四日电】官方的新华通讯社今天说,上海的一位作家由于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被开除出中国共产党。 该通讯社后来发表评论说,“对于那些屡教不改,坚持反对党的纲领,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人”理所当然地要给予党纪处分,直至开除党籍。 文章提醒“极少数”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党员中那些自以为是“名人”就可以不受党的纪律的约束的人:“所有党员”在党的纪律面前“一律平等”。 

【法新社北京一月十四日电】(记者董尼德)中国报纸一月十四日加强了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进攻。 共产党的理论杂志《红旗》说:“极少数人的错误的甚至是反动的言论,对一些学生闹事起了煽动、怂恿的恶劣作用。”中国各报广为转载的这篇评论说,这是一次“严重的教训”。 

【合众国际社北京一月十四日电】中国官方的新闻媒介一月十四日呼吁人民与“资产阶级民主”作斗争,并发出警告,要“坚决”处理上街游行的人。 共产党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在尖锐抨击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时候警告说:“对于这种思潮,我们决不能任其自由泛滥。”这篇评论试图消除人们这样的担心:这次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行动预示着恢复文化大革命中的激进的“左倾主义”。评论说,党现在实行的是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但是报纸警告说可能要开除几个共产党员。 西方外交官们说这篇评论“相当猛烈”。 

在华东出版的《安徽日报》刊登了一篇批评方励之个人的文章,指责他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声誉发表错误言论和散布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 这家报纸指责他丑化党的领导,反对人民以及违反党的纪律。


人物著作

 

著作名

出版社

出版时间

吕站长(短篇小说)

山东新华书店

1947年

纸老虎:新型京剧(与江愚天合著)

劳动出版社

1951年

识字游戏(与钱君华合著)

赴朝慰问记:报告

劳动出版社

1952年

乡下未婚夫:沪剧 

新文艺出版社

1954年

1955年

胡风黑帮的灭亡及其他

向娜斯嘉学习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6年

幼想的比赛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56年

阿福寻宝记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56年

中国电影出版社 1957年

掩不住的光芒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年

王若望自传 明报出版社



*.钦本立


钦本立(1918~1991),笔名林沧白、里甫,浙江长兴人。报界名人。1949年,历任上海《文汇报》总编、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社会科学》杂志主编。创办《世界经济导报》,任总编辑,1989年停刊卸职。1991年4月15日,因胃癌加肝癌去世,终年73岁。

 

人物生平


1936年,入杭高(现浙江省杭州高级中学)求学。

1939年4月,在碧湖联中高中部掀起反对压制、要求民主的学潮,驱逐训育主任沈咸震,后被浙江省教育厅以“思想偏激、行为不轨”为由开除,为联中“七君子”之一。

1944年(民国33年)8月,北平朝阳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在《成都晚报》、重庆《商务日报》担任记者。

1946年(民国35年),为筹建上海《商务日报》到上海,先后在上海《文汇报》、《经济周报》、《工商天地》担任记者、编辑,一度兼任香港《文汇报》驻上海记者站的工作,并为上海《时与文》、《展望》、《时代日报》等报刊撰稿。

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5月上海解放后,任《解放日报》财经组组长,后调任《新闻日报》采访部主任。

1951年,调至北京《人民日报》财经部、国际部工作。

1956年9月,返上海,任《文汇报》党组书记、副总编辑。

1958年,因《文汇报》在1957年夏季的所谓“右倾”错误受处分,调《解放》杂志任编辑、市委政策研究室研究员、华东局内刊编辑部编辑。妻子顾晓岚,是当时《解放日报》的一个资深编辑,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1978年12月,钦本立调入上海社会科学院先后任院党委委员、世界经济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社会科学》杂志主编。

1980年6月,在钱俊瑞的倡导下,主持创办《世界经济导报》,任总编辑。

1989年4月24日,因拟在《导报》刊载纪念胡耀邦的文章,导报遭到查禁。

1989年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钦本立遭停刊卸职。

1991年4月15日,因胃癌加肝癌去世,终年73岁,去世前被开除党籍。  


出版著作


著作名

出版社

出版时间

粉碎美国武装日本的阴谋

劳动出版社

1951年

《美帝经济侵华史》

世界知识社

1951年,1954年


创办导报


1988年美国传播学者韦弗来华访问时谈及对中国报纸的印象,认为《世界经济导报》是中国最好的报纸之一。钦本立曾对《导报》是怎样的一张报纸作了较全面的阐述:“我认为,《导报》是民办的。第一,《导报》不是由哪一级政府或党的部门创办的,而是由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和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这样的学术团体和机构创办的。第二,在经济上它自筹资金,独力核算,自负盈亏。第三,《导报》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总编负责制,理事会由一些知名学者组成,如钱俊瑞,宦乡,汪道涵等,还有一批高级顾问,如陈翰笙,薛暮桥,许涤新,于光远,马洪,徐雪寒,孙怀仁,褚葆一等。有关办报方针等重大问题,均由理事会讨论决定。因此可以说,《导报》是一家非官方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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