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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鼎鼎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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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1972年在批林方针上的分歧(上)  

2016-09-20 11:53:11|  分类: 文革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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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若水:批林到底是批右还是批左(上)

 (2010-07-05 19:07:17)

回忆1972年在批林方针上的分歧(上)

舒云探访九一三事件http://blog.sina.com.cn/sy2222196

作者:王若水

    林彪机毁人亡以后,中国政局面临一个转折点,形势十分微妙。文革的一个主要任务是解决接班人的问题。打倒刘少奇,确立林彪作为毛主席副手的地位,这在当时被宣传为保证中国不变色的伟大措施。刘少奇被指责为中国的赫鲁晓夫。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刘少奇则反对毛主席,他们都是修正主义者。林彪是一贯拥护和紧跟毛主席的,他对毛主席最忠最忠,把毛泽东的红旗举得最高最高,对毛泽东著作学得最好最好,把毛泽东思想用得最活最活。这样的人当然是最值得毛主席信任的。1969年的九大,把林彪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写进了党章。毛泽东可以放心了。文革接近尾声了。

    正在这时,九一三事件像晴天霹雳,把林彪的神圣形象击得粉碎。不但如此,它还对毛泽东的英明决策提出了质疑。刘少奇千不好万不好,还没有发展到要谋害毛主席的地步啊!如果文革折腾了这么多年,只是为了让林彪这样的大坏蛋当权,那么文革是不是失败了?群众在震惊之余,普遍觉得,毛主席挑选林彪作接班人是错了,当初挑选周总理就好了,虽然他们嘴上不敢这样明说。

深居中南海的毛泽东,是怎么想的呢?

    林彪叛党叛国的第一个结果是九大正式确立的毛林体制的解体。在九大上作政治报告的是林彪。本来,按照惯例还应该有一个修改党章报告;如果要作这个报告的话,这个人理应是周恩来。然而九大的议程中只有修改中国共产党章程,却没有修改党章的报告。九大党章草案对早先的党章的修改是很大的,但有关修改党章的一些问题,只是在讨论时由康生作一个发言来加以解释。可是到1973年的十大时,又恢复了修改党章报告的议程;这一回是由王洪文来作这个报告了。可见,九大没有修改党章报告只是不想突出周恩来。表明这一点的另一件事是:在九届一中公报的政治局名单中,周恩来排名第四,在陈伯达之后;这是因为在毛泽东和林彪之后,就按姓名笔划为序了。这种做法以前是没有的。

    1970年陈伯达在庐山会议上被清除后,周恩来排名第三了。九一三事件以后,第二号人物林彪的名字消失了,周恩来上升到第二位。毛泽东会感到他过去认错了人,转而让周恩来作他的接班人吗?

    九一三事件后的一段时间内,毛泽东对过去的一些做法似乎有悔悟之意。1971年 11月 14日,他在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同志时,为“二月逆流”平了反。1972年 1月 10日,毛泽东参加了陈毅追悼会,并对张茜说,陈毅是个好同志。6月 8日,毛泽东会见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说:我们的所谓“左派”,其实就是反革命。8月 14日,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作了批语,说邓小平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为邓小平的复出开了绿灯。年底,毛泽东对铁道部副部长刘建章的妻子的来信作了批示,要求废除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

    毛泽东也显得很信任周恩来。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使各方面的工作都出现了转机。在文革期间,周恩来一直是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反对极左的;现在,以陈伯达和林彪集团的垮台为契机,他加大了纠“左”的力度。九一三事件后不久,周恩来指示公安部对监狱情况作一次全面检查,对看管人员中存在的“宁左毋右”思想提出严肃的批评。他抓住毛泽东作了批示的机会,采取有力措施,使相当一批老同志恢复了自由,得到医疗照顾和妥善安置。1971年底到 1972年初,召开全国计划会议。这个会议的《纪要》经周恩来主持讨论定稿,其中提出要整顿企业管理,反对空头政治,反对无政府主义等等。接着,中央又发出关于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针对农村存在的极“左”思潮的影响,要求各地不要照搬大寨的管理办法,要从实际出发;强调不能把党的政策允许的多种经营当做资本主义去批判,等等。 1971年 12月 26日,周恩来同叶剑英、李先念等听取了有关航空工业问题的汇报,明确提出质量问题的重要性,要恢复合理的规章制度,批判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1972年 4月 24日,《人民日报》发表经周恩来审查同意的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要求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并指出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4、5月间,周恩来又批评出口日用工业品和广交会展品质量问题,指出:现在是不敢管,无政府主义泛滥,领导机关不敢讲话。针对高等教育中的“左”的倾向,周恩来批评说:否定一切,不一分为二,这是极左思潮,不是毛泽东思想。周恩来还把纠左的精神贯彻到文化、卫生、体育等部门,指出过去林彪只搞突出政治,不搞业务和训练是错的。他说:极左思潮不肃清,破坏文艺质量的提高。现在要提倡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百花齐放。1972年 7月 14日,周恩来接受扬振宁的建议,当面叮嘱北京大学副校长周培源,要认真清理教育科研工作中的极左思潮,提高基础理论水平,把综合大学理科办好。他说:你回去把北大理科办好,把基础理论水平提高,这是我交给你的任务。有什么障碍要扫除,有什么钉子要拔掉。

    这一系列的措施和讲话,显示了周恩来的决心。

    然而,周恩来的努力,却受到了张春桥等人的抵制。我这里不能详述,只举一个例子:那个反对空头政治的《1972年全国计划会议文件》,就是被张春桥否定的。以后,国家计委将这个文件改写成一个关于加强经济管理的规定,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拿到 1973年的全国计划会议去讨论,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都赞成,唯独上海反对。张春桥还说这是光荣的孤立。

 

争夺《人民日报》的阵地

    林彪集团的覆灭使周恩来的工作负担大大加重了,可毛泽东还委托周恩来代管《人民日报》。这些繁重的工作,是足以把一个最强壮的人压垮的。本来,《人民日报》是由姚文元管的。我对毛泽东为甚么要这样做没有想过,不过我是很高兴的。

    那时《人民日报》面临两个问题:一个组织问题,一个宣传问题。

    先谈组织问题。当时《人民日报》没有正式的领导班子,只有一个管业务的宣传小组,召集人是从上海《解放日报》调来的鲁英。他原是文革初期中央派到《人民日报》的以陈伯达为首的工作组成员,排名最后。但他前面的成员都一个一个倒台了,或回原单位了。鲁英的上海原单位群众组织也曾一度要揪他回去,但张春桥不同意。这样,只留下他一个,于是他就自然地成了报社第一号人物。现在看来,张春桥留下鲁英显然是有打算的。

    最初报社的人员对他不了解,也没有什么偏见。可他成了负责人以后,就要上台讲话;一讲话,就闹笑话,大家这才看出他的水平之低。张春桥、姚文元却把他当做报社的唯一依靠对象,只跟他一个人联系。对于张姚来说,能力弱并不重要;他们重视的是他们的政治标准。这种做法,引起了报社相当多的同志的不满。

    周恩来从 1972年开始过问《人民日报》的事以后,姚文元虽然还继续管一些报社的事情,但上面不能不受周恩来的牵制,这肯定是江青集团不高兴的。他们不能容忍周恩来做接班人,当然也不能容忍《人民日报》这样一个重要宣传阵地落到周恩来手里。那个时期,周恩来就像一架超负荷运转的机器,担子不能再重了,可是张姚毫无协助之意,反而事无巨细都往周恩来身上推。那意思好像是:不是你领导吗?那你就来管吧!

    我们下面的人都为周恩来的身体担忧。有些文理不通的社论稿子,也直接送到周恩来那里去了。周恩来一面改稿子,一面摇头,叹息地对鲁英说:你们以后不要我当小学教员好不好?

    周恩来决心改变报社领导的现状。1972年夏,周恩来提出,《人民日报》在正式建立领导班子之前,要组织一个班子看大样,统管全局。周恩来还说:干部还是老、中、青;老的都靠边站,都是年轻的,不行,要鲁英提出一个名单。几天之后,未见动静,周恩来来电话催询。鲁英回答说因病未办。周恩来斥责说:你病重了,怎么办?你死了,《人民日报》就不办了?

    一向温和的周恩来,在这里显出了他的严厉的一面。显然,他对鲁英的情况已经有所了解,他不喜欢这样的人来担任《人民日报》的领导。他是不是要把鲁英当做一个钉子而拔掉呢?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报社成立了临时看大样小组,成员有七人;除鲁英外,还有新解放的前总编辑吴冷西和一些老干部;我的名字也在其中,算是中年干部。显然,这是未来《人民日报》领导班子的基础。这里面的任何一个其他人,都要比鲁英强。根据预定计划,报社党的核心小组要在年内成立。鲁英的地位摇摇欲坠了。

批左还是批右

    另一个问题是宣传问题。批林整风开始时,最初是批判《“五七一工程”纪要》。这属于林彪的阴谋,主要是声讨揭发,理论上没有什么好批的。接着中央发下来文件,批林彪在解放战争期间的辽沈战役的军事路线。那属于历史,和现实没有什么联系,很快就结束了。下一步批什么,不清楚了。我们本想好好批判一下林彪,但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报纸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得到什么指示。批林显得冷冷清清,和文革初期批刘少奇的那种雷霆万钧之势相比,这种情况是很不正常的。

    那一年,少数报刊批极左,这是很自然的。因为毛有过深挖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批判极左思潮的指示,而现在说林彪是五一六的总后台,那么批林当然要批极左了。

    1972年8月1日,周恩来在人大会堂对驻外大使和外事单位负责人讲话,再次强调批左。他批评了外交部、《人民日报》社、新华社 (这几个单位都是周恩来主管的 )。他说,你们对极左思潮没有批透。极左思潮是有世界性的,中国也有极左思潮,在我们鼻子下面也有嘛!关于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不好好做工作,还要犯错误。极左思潮不批透,右的还会抬头。

    这个精神传达到报社以后,大家都很兴奋,觉得这个指示非常正确,应该很好地讨论和贯彻。

    然而奇怪的是,在宣传问题上具体管事的姚文元,却没有做出任何部署。我感到纳闷:当年他们批判刘少奇的那股劲头到哪里去了呢?

    8月8日,在周恩来提出批左一个星期后,张春桥、姚文元来到报社,同报社军宣队和看大样小组的几个人谈话 (那次我因病未参加 )。在谈到领导班子的时候,张春桥装模作样地说:鲁英同志作为报社的领导,我说他弱得很!在《解放日报》,他也不是最强的。文化大革命初期调来北京,不是要他来当领导的。接着话锋一转:现在成了这个局面,目前只能如此。在目前情况下,对鲁英要支持。接着他向大家拱拱手,表示拜托之意。

    谈到批林问题,张春桥说:林彪的一套,是在我们批判刘少奇的过程中搞出来的。……林彪利用批刘,搞出一套形左实右的东西,流毒很广。因此,在批林时要动脑筋,划清界限,不要过头,不要重犯过去批刘时的错误。他又说:现在有些地方批精神万能论,可是毛主席说过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有人说林彪是唯意志论,不对,他是唯武器论。

    精神万能论和唯意志论都是左的东西,是林彪大肆宣扬过的。批林刚开始,还没有怎么批起来,张姚就说批左不要过头,这不能批,那不能批,这当然是给批极左思潮浇了一盆冷水,和周恩来的观点形成对立。这种不一致,编辑部的许多同志都感觉到了,并对张姚的说法很不满意。

    编辑部同志的另一个不满意之处是觉得《人民日报》这么多有能力的人,张姚都不依靠,只信任一个草包,这明明是任人唯亲。11月间,在讨论建立党的核心小组时,同志们纷纷提出:鲁英不能当第一把手。有人激动地说:报社有很多老干部、好干部都没有使用,鲁英这样的人却当上了主要负责人。鲁英这样的水平,放在领导岗位上,与其说是爱护他,不如说是坑害他。这对党不利,对他也不利。这件事,讲起来实在令人痛心 !

    9月,周恩来再次说:极左思潮不批透,你们就没有勇气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这时快到国庆节了。报社准备了一篇社论,吴冷西根据周恩来的精神,在其中加了一句话:要批判右的和左的错误倾向,特别要批评极左思潮。送审时,姚文元把这句话删去了,说,全国形势如何,还要再看一看。

一块版引起的风波

    1972年3月21日,国务院业务组的华国锋、李先念、余秋里接见黑龙江的同志,听取他们汇报哈尔滨三个老大难工厂的问题。那时,经济工作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无政府主义,生产没有人管,工厂没有纪律,工人不上班。因此,国务院领导同志指示,要反对无政府主义。后来,省委写作组写了一篇文章,署名龙岩,交给《人民日报》理论部;理论部认为可用,又送给我。我做了很大修改,改题为《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此外又加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坚持无产阶级铁的纪律》;一篇是书评,介绍一本关于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的书。这三篇文章组成了一个版。当时,张春桥、姚文元都不在北京,我抓住这个机会,就在 10月 14日把这一整版反左的文章发出去了。

    这块版马上受到各方面的注意。法新社记者当天就发了一条电讯,说这篇文章是为老干部讲话的,是批评红卫兵的。与此同时,上海方面来了电话,是市委常委,张姚的红人朱永嘉打给鲁英的,询问这篇文章的作者是谁,谁组织的,是否送给什么人看过,等等;还说了一句:上海工人对这篇文章反应强烈。

    不久,《文汇报》的内参《文汇情况》312期 (11月4日 )登了一篇上海工人座谈这篇文章的报道。的确是反应强烈,说这篇文章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是批判到了群众头上,等等,一大堆罪名。奇怪的是,《文汇报》过去也曾大力批判过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这次却来个大转变,而所有发言人的观点都是一面倒的。

    姚文元从上海叫新华社把法新社的电讯稿送来,叫我们看一看;接着又把 11月4日的《文汇情况》转给我们,要看大样小组和理论部讨论,说同意不同意都可以。他自己却不表态,推说对那篇文章还没有看。

    玩这种拙劣的把戏,是没有几个人愿意上当的。理论部首先拒绝讨论,说要讨论也要由看大样小组先讨论。当时胡绩伟是理论部党支部书记,他私下对我说:怎么讨论啊?你说同意吧,它是错的;你说不同意吧,它又是工人意见。对工人意见,我们怎么好去反驳?确实如此。那时是工人阶级领导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臭老九。因此,我们面临的是一个两难局面。姚文元说同意不同意都可以,其实是同意不同意都不可以。

    看大样小组先后讨论了四次,也没有什么结果。第一次开会就讨论不起来。多数同志心里不服,嘴上不敢说,怕又是引蛇出洞。姚文元看到我们讨论不积极,又要我们好好学习中央文件。这一次我倒是认真学了。不学也罢,越学越觉得自己有理。毛泽东批发的关于批林整风的中央文件,多次提到反对无政府主义。1972年以前的且不说,单是1972年当年就有26号文件、31号文件、38号文件、42号文件,都提到反无政府主义。最后这个文件是11月1日印发的,时间还在10月14日我编发那块版之后。即使是姚文元主持的《红旗》第11期 (11月出版),也还有批无政府主义的内容。其中说:刘少奇一类骗子 (指林彪,当时还没有在报刊上点林彪的名字 )散布无政府主义,是妄图从左的方面来否定党的正确路线。此外,10月14日那篇反无政府主义的文章,曾经列入理论部拟定的批林整风选题计划,并送姚文元审阅过的。姚文元没有表示不同意。为甚么出尔反尔呢?

    事情的变化,看来是发生在张春桥、姚文元去上海前夕。我知道,张姚每次去上海,下车伊始,就要找《文汇报》《解放日报》的负责人去,滔滔不绝地讲一通。不久,新精神就从这两家报纸上透露出来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得去注意《文汇报》。

    新精神果然出来了。11月6日,《文汇报》的一篇评论说:要反对刘少奇一类骗子所推行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过了几天,又有一篇文章说,刘少奇一类骗子一贯是右的,只是在有的时候,有的问题上,搞一点形左实右的东西。这种提法在报社编辑部一些同志中引起议论纷纷,因为中央文件上不曾有过。

11月24日,《文汇情况》第335期再次批评《人民日报》。这一期的内容是《人民日报》反对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文章对各地报纸的影响,说全国有九个省市的报纸转载了,有八家报纸虽未转载,但也发表了批判无政府主义的报道、文章或评论文章。意思就是流毒全国。它还举出了报纸上的若干论点,包括刘少奇一类骗子是煽动无政府主义的罪魁祸首,反对无政府主义是批修整风的一项内容 (当时报纸上只提批修而没有公开提批林 )。虽然《文汇情况》并没有对这些论点加以评论,但明眼人一看便知,它是把这些作为反面观点拿出来加以示众。我看了很激动,心想:难道这也错了?难道林彪没有煽动无政府主义?难道批林整风不能包括反对无政府主义?这不是一篇文章或几篇文章的问题,是批林整风的方针问题,是要不要和能不能反左的问题。

我的一封信

    当时批林方针上的混乱情况还可以从下面几件事看出:

    (一)11月份刚发下的中央关于河南省批林整风问题的文件,还在提要反对无政府主义。

    (二)12月1日出版的《红旗》的提法变了,说刘少奇一类骗子像游蛇一样,时而从右的方面,时而从“左”的方面,来干扰和破坏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贯彻执行。这和11期只提左不同,但也不完全和《文汇报》一致。看来,它既想要转弯,又要照顾和上一期提法的衔接。

    (三)12月1日《安徽日报》登了头版头条消息,报道安徽省农业学大寨会议,李德生出席并讲了话。消息说:要排除左右干扰,当前主要是批极左思潮,同时注意和防止右的倾向。

    (四)北京军区党委举行第23次全体扩大会议,会上批评了山西省军区副司令员、国防工办党委书记张照远,认为他在所在的单位不是把批林当做头等大事,而是把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当做头等大事,这是一个原则性的错误。当时纪登奎是政委,他在12月11日的讲话中说:不能说林彪推行的是极左路线;林彪是要复辟资本主义,叛国投修,这是他的修正主义路线实质。他还说:有一些提法值得考虑,如空头政治、唯意志论、精神万能论。

    姚文元得知我思想有抵触,就派我去旁听这个会议,让我体会一下新精神。但我当时听到纪登奎的讲话时,却禁不住想:真有意思,司令员 (李德生)在安徽强调反左,政委在北京强调反右……

    这种方针上的分歧,外国记者也注意到了,并且作出了自己的判断。美国《洛杉矶时报》记者从北京发了一条消息,题为《北京的官方报刊走着不同的道路》,其中说:《人民日报》是攻击下层的党员,并且要严厉镇压;《红旗》是提倡下层抵制。按照中国的习惯,在清一色的内部,正在进行着争权斗争。

    当时已经有些报社的同志上书中央,反映鲁英的无能,表示他们不赞成鲁英当总编辑。理论部的同志也在酝酿写这样的信。我却想,最重要的是解决对反左的干扰。问题还不仅是谁人来当总编辑,问题是张姚两人在推行一条什么样的方针。左的根子在张春桥姚文元身上。在这种情况下,写信给政治局或周恩来是没有用的,于是,我索性直接给毛泽东写信。

    我的信是12月5日发出的。信的底稿我后来烧掉了,因为追查得紧。但信的主要内容,我曾多次交代。现在复述如下:

    开始我说,现在《人民日报》陷入宣传上的混乱,主要是批林方针问题。总理在8月1日说,批左还没有批透;但张春桥、姚文元在8月8日却说,批左不要过头。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到底批左是没有批透呢,还是批过了头?我认为周总理讲的是对的。他虽然指的是几个单位的运动,但我认为也适用于报纸宣传。

    我报告了《文汇情况》对《人民日报》的批评和《文汇报》对林彪路线性质的提法。我说这种情况有些像批《海瑞罢官》的局面。到底《文汇报》讲的是不是中央精神?如果不是,《文汇报》怎么有那么大的胆子?但如果是,《人民日报》为甚么不知道?我说,我不相信《文汇报》的提法是中央精神,因为如果是中央精神,不会不向《人民日报》传达。中央文件刚刚说过批林整风中要注意反对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就是极左。中央精神要变也不能这样快。

    我在信里表示我不同意《文汇报》说的林彪推行的是右倾机会主义,只是在有的时候,有的问题上,搞一点形“左”实右的东西。我说,刘少奇有右的表现也有左的表现,主要是右;林彪有左的表现也有右的表现,主要是左。当前实际工作中的主要干扰也是左。因此,批林就要批极左思潮。

    我还引了张春桥姚文元的话,表示了不同意见 (我想,在写给党中央主席的信中,我用不着隐瞒自己的观点)。姚文元说,林彪反对党的领导,这是右。我说,就其表现形式来说,反对党的领导可以从右的方面来反,也可以从左的方面来反。1957年右派进攻是从右的方面来反对党的领导;林彪煽动无政府主义是从左的方面来反对党的领导。我还摘引《红旗》杂志第11期上的话 (刘少奇一类骗子散布无政府主义,是妄图从左的方面来否定党的正确路线 ),说姚文元的话和《红旗》杂志上的话不一致。张春桥不同意批精神万能论和唯意志论。我说:我不懂为甚么因为毛主席讲了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就不能批精神万能论,我认为这是两回事。林彪既是唯武器论也是唯意志论;这两种东西可以在一个人身上兼而有之,如蒋介石和希特勒就是这样。

    以上是我写给毛泽东的信的主要内容。我估计,我这样一封信,由于涉及高层领导人,毛泽东不大可能会有直接的反应。我想,他知道就行了。不过,这是重要的情况和问题,毛泽东即使不批示,也会放在心上的。我也考虑到,这封信是冒风险的,为了避免连累别人,我没有给任何人看,写好后就发出了。

    信刚发出两天,就听到一个不利的消息:12月6日,张春桥、姚文元有一次谈话。姚文元说:主席说,林彪历史上一贯是右的。林彪在教育问题上是右的。林彪的理论和实践都是右的。张春桥说:大乱是不是无政府主义?文化大革命初期,大乱是主席号召红卫兵造反。……当时乱有些损失,如铁路,没什么了不起。停止党的生活,这是主席决定的,不是无政府主义。文化大革命刚刚过来,怎么能忘掉?没有大乱,哪有大治?《人民日报》的同志要到工农群众中去,听听工农意见。到上海去听听,上海工人硬是敢提意见。生产搞不好,主要是阶级斗争,班子不团结,不是群众的无政府主义。只讲极左思潮说服不了我。林彪也有个发展过程,只讲极左,怎么行?最后投靠苏修是极右。

这些话应当说已经很明确了,但在当时,我仍然不为所动。我怎么也不能相信,毛泽东会在那样的时刻,把反右作为重点。1959年的庐山会议把纠左变为反右,给当时左的作法火上加油,接着而来的是三年灾难。这个教训太惨重了,毛泽东怎么能不接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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