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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鼎鼎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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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转载】1977、1978年我考了两次大学  

2016-09-21 22:50:12|  分类: 文革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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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于我,是36年前的事儿了。值此高考季,贴上旧文。


19771978年我考了两次大学

                                          (原载《温故》201326期,《秋风吹过三十年》节选)

柳红 1977、1978年我考了两次大学 - 柳红 - 柳红的博客


    还是先从恢复高考说起。

1977年,我17岁,在北京第七十二中上高二。有些事情已经忘了,亏得有日记,重读,少年心事再现。425日日记:“每想到不久就要毕业,就要离开学校,就要到农村去,心里总是那样不平,无限留恋这幸福的学生时代。对未来,真不敢想,到农村去将是什么样子,插队后又如何?一辈子怎么过?做什么?” 当时的学制没有高三,就到高二。“文化大革命”虽然结束了,让人有点盼头,但是似乎高中毕业只有下农村一条路。大学从工农兵中挑选学员,所谓工农兵学员有几年了,当然没有应届高中毕业生的份儿。很多人都在千方百计躲插队。当兵是最令人羡慕的去处,又精神(漂亮的意思。漂亮这个词,“文革”后几乎不说,可能太小资。说谁长得漂亮,就说他(她)长得精神)又光荣。我们学校所在的胡同是内务部街,里面有个军队大院宿舍,姜文就是那院儿的。那里好多孩子都走后门当兵去了。也常听说,谁谁谁抢了个军帽就进部队了。只有羡慕嫉妒恨。不过,这年我也做过些挣扎式努力,比如考福州军区对台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各文工团等等,一个也没成。

头一年唐山地震, 我们家住北京东城区南小街51号文字改革委员会院内后面一座楼。那原是中共中央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的留守处。从河南五七干校回北京的先是孩子们,那是我们的集体宿舍。陆陆续续大人也回来了,就分成了一家一户。住在5楼,地震来时东倒西歪。全院共建地震棚,在里面长期住着。直到1977年,各家各户还轮流值地震班。我也常常参加值班。1977年夏天,是我们最后一次学农,三夏。去的是顺义县白各庄。一进院,缸满院净;早上5点起床,割麦子;夜战打麦子,摊场;下雨抢场,龙口夺粮,刻钢版,出小报,在村里广播,白天有时还开批判会。回北京时光脚走在雨中说快板词:“脚踏泥泞路,不当老爷兵,胜利凯旋进北京。”一路吹口琴,唱歌。

1977年暑假之后,北京形势大变,中学里气氛很不一般,同学老师见面谈的都是上大学的消息。我也蠢蠢欲动,想上大学。当时还有一件事对我心理影响很大。全国上下学习十一大政治报告,其中有一句:“可以工作而没有分配工作的,要尽快分配适当工作。”“少数人需要做出审查结论的,应尽快作出”。因为我妈妈从干校回北京后,所谓516问题还没有结论,每天在家一日三餐为我们做饭。

恢复高考的消息似乎比较确实了。各个学校纷纷开始行动,进行高考辅导。1977910日,学校也开始让我们报名参加提高班考试,要从高二的四个班里选拔出一个提高班来,所用题目是1963年初中生统考高中的题。我的成绩算相对比较好的,实际上很差。也就是说,经过“文化大革命”,高中毕业生的程度还不及1963年的初中毕业生。

提高班每晚6点半上课,一晚上一门,分别是数学、语文、物理、英语、化学。上外语提高班的人最少,才15个人,因为听闻升学不考外语,不过,我还是参加。都是些消息,并没有准信儿,究竟我们这些在校生能不能参加1977年高考不清楚。直到197710月下旬,还说我们不属于报考之列。

七十二中很小,师资力量不强。同学们用谐音“气死二中”过过嘴瘾,其实它被隔了一堵墙的二中呑并了。这是后话。北京市中学都开设提高班了,瞄着高考而去。我们对自己学校的提高班补习非常不满意。直到11月,才正规起来,把夜校改成下午课,增加了补习时间,老师也重新配备了。不知道从哪里请了一位退休化学老师。由于年迈,第一堂课,他蹒跚上台,含着眼泪用颤抖的声音开场:“我今天登上讲台心情很不平静,因为我下了讲台就不想再上讲台……”文革中,他被“红卫兵”伤透了心,本已决计再不给学生讲课。他用两节课把有机化学基本讲完,高度概括,系统,这是第一位让我见识知识渊博的中学老师。“文革”期间中学文化课教学很差,大部分时间是在学工、学农、学军,学政治,搞政治活动,文艺活动。我的文化基础实在很差。也想放弃1977年高考,好好补习,来年再考。但是后来还是决定试试,增加一次实战机会,见识一下什么是高考。11月中旬,日记:“大学热达到极大值”。提高班再不是权宜之计,业余上上,而要成为专为高考生开设的班。也就是要在毕业前,重新打破班级界限,分班。我自然是进了提高班的。走之前,为原来所在的高二四班写了最后一期板板:“临别寄语”,恋恋不舍。

青年人刻苦学习蔚然成风。人民日报有一个角落叫《思想的火花》。我在日记本上常常抄录那些激励我的句子,比如:“时间象弹簧,对于用力拉它的人,可以延长一倍、两倍以至许多倍,使你在一段时间内,创造出更多的生命价值,对于不用力拉它的人,它就缩得较多,转瞬即逝。因此,那些浪费时间的人,实际上是在缩减自己的生命。”

到了1117日,据说是非常明确的消息,此次高考没有在校生的份儿。但是,学校还是允许我们报名了。日记记载:1118日,“下午报了名,不管学校批不批”。1119日“发了高考报名表。我怎么也没有想到,竟然有一天能够参加大学考试,可它却是现实,就要到来的现实。我的目的是通过这次考试提高自己,为明年做准备。”此时,距离高考也就20天了。从知道有高考这回事儿到参加高考,时间极其短促。天天熬夜,去一切可能更好的地方听课。比如,去北师大听过电学。128日准考证发下来,考场在二十七中。

 

1210日是北京市高考的日子。我们学校大约八名同学参加高考。文科科目有:政治、语文、数学、史地;理科科目有:政治、语文、数学、理化。我考理科。那时的观念是理科不行的才考文科。老三届的多考文科。他们年纪大,有阅历,有思考,读书多,数理化丢得年头长。这年,我家有两个高考生。姐姐从农村插队回城,在北京地安门五金商店当售货员。白天上完班,夜里,我把当天提高班上课的内容给她讲一遍,给她做习题、试卷。不仅比我大5岁的姐姐和我同考,我的班主任老师也在这一年参加高考,他考上了北京第二外语学院。

看得出,特别是我妈,对我们高考外松内紧式地在意,不给压力,紧着服务。考试那天中午回家吃饭时说缺三角尺,妈赶紧上街给买。谁想到,她此时的心情比普通妈妈的还要多一份儿。那是1214日,考完后第三天。晚上,父母来我和姐的房间。是爸先开的口:“你妈的结论下来了。前几天怕影响你们考试没告诉你们”。我想起来了,几天前,吃饭时见妈妈落泪。我还劝呢:“晚点结论也好,还能好点”。“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处理,开除党籍。”爸说完,妈也说了几句:“希望你们不要学文,学工”。对我来说,这犹如晴天霹雳。原以为,“文革”结束了会好,却等来这结果。一想起来就哭。日记里,满篇都是伤心。

1978121日我算正式高中毕业了;227日,接到通知回校学习。

还不知道上一次高考成绩,已经为下一次高考备战了。两次中间只有半年时间。拜访和求教于名师,找了二中的语文雷老师;八十中的物理邵老师等等。每个星期六晚上,我们大大小小彼此不认识的好多人,都去邵老师家,挤在小屋里,听他讲物理。他用拓蓝纸,复写数份作为板书,讲完课,我们抢着拿一份,那真是漂亮之极!他讲得好啊,独创一套解题思路,给我开了窍。后来高考物理成绩最好。

摘抄一份37日订的学习计划:

“早6点半听新闻,7点听一讲英语,7点半起床,8点上课,整个下午复习。晚上1点半睡觉。一个星期找三次老师,物理两次,数学一次。保证5小时睡眠。具体安排:近期先攻物理,其他随课堂进行。另外,英语复习要抓紧。三月份弄完一二三册,四月,四五册,五月,六册。抽空看有关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天天读报。”

 

得知1978年不再是各省考试,而是全国统考,加试外语,物理、化学不再合并而是分开考。316日高考成绩下来了,我得292分。77级录取对老三届和在校生要求不一。我们大概需要高出几十分。我没有达到要求。

这中间,还有几件事值得一说。一是319日,在北京举行科学大会,人民日报刊登了我妈妈的二伯孔宪武,我们称二姥爷的事迹《勤奋治学五十年》,还有照片。孔宪武是植物分类学家,时年81岁。科学大会在全国掀起了重视科学和知识分子的热潮,我也因为孔宪武而感到光荣和受到激励。曾在代表住的西苑旅社得到过一枚科学大会纪念章。学习十分拼命。见日记写:“做苏联物理习题570道”;二是424日送走第一批去农村插队的同学,挺伤感;三是为我们补习的王耀祖老师,没等到把我们送进考场,竟然去世了。这让我们悲痛莫名;四是,妈妈被分配工作了。

723日高考完毕,又开始高等数学、外语、练字、拉琴、看小说。816日公布高考成绩:372分,数学70;政治70.5,物理80.5,化学76,语文74.5.。在七十二中,只有四位考取,女生只我一人,去上海机械学院自动化系自动化仪表专业。

1977年下半年到1978年上半年,一边备考,一边看了好多电影,好的赖的都有,据日记记录有:《佐罗》、《基度山恩仇记》、《阿诗玛》、《布谷鸟又叫了》、《左轮357》、《西施》、《严峻的历程》、《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野猪林》、《青春》、《红楼梦》、《杨门女将》、《汾水长流》、《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祝福》、《萨里玛珂》、《战上海》、《暗礁》、《草原雄鹰》、《冰山上的来客》、《风雪大别山》、《屈原》、《秃鲁江畔之花》、《特别快车》、《青年一代》、《大浪淘沙》、《红孩子》、《枯木逢春》、《暴风骤雨》、《永不消逝的电波》、《刘三姐》、《跟踪追击》、《刘胡兰》、《北大荒人》、《东进序曲》、《上甘岭》、《原形毕露》、《地震》、《铁证如山》、《虎穴追踪》、《烈火中永生》、《女飞行员》、《今天我休息》、《林则徐》、《李时珍》、《白求恩大夫》、《伟大的公民》、《伟大的曙光》;此外,还看了一些演出像:舞蹈:《荷花舞》、《孔雀舞》,《小刀会》;晋剧《刘胡兰》;话剧《喝延河水长大的孩子》;广播文工团电视剧团《希望》;山西话剧院《枫叶红了的时候》等等。此外,这期间抓到什么读什么,为作时代记录,写下书名:《李自成》、《我的前半生》、《洪波曲》、《安娜卡列尼娜》、《艰难时世》、《九三年》、《家》、《郭小川诗选》、《蓬皮杜传》、《红楼梦》、《三家巷》、《悲惨的世界》、《奥瑟罗》、《死魂灵》、《塞瓦斯托波尔故事》、《复活》、《麦克梯格》、《有机化学漫谈》、《昨天的战争》、《定命论者雅克和他的主人》、《莱蒙托夫诗选》等等;和高考有关的,读《应用数学》、《物理学》、听《英语广播讲座》唱片,学许国璋大学英语第一册、1958年高中《代数》,1960年代高中《物理》复习提纲。其实我看过的读过的都忘了。这是一笔流水账,记得是我这样一个“文化大革命”后,1968年上小学,长到十七、八岁时的情况。它不一定有代表性,却是一个真实的记录。我知识贫乏,被洗脑,愚昧,好多事都是后知后觉,此生大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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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上海上大学前,一位老师的临别嘱咐被我记下来了。她是我们的语文老师,叫纪莉莉。她说:“不要衰退学习的意志,不要早谈恋爱。在政治上要积极要求进步,但不能盲从,要注意锻炼身体。多上图书馆,多请教老师。”回头看,老师话里有话。

831日,北京盛传要扩大招生名额,分数宽限到300分。这样一来,我家双喜临门。姐姐也被录取了。她在化工学院学化工机械。俩个人满足了父母的希望:学工。

 

    1978 10月初去上海机械学院报到。家人到北京火车站送行,火车一开,我就哭上了,哭了大半路。车上人劝我,“考上大学是多大的喜事啊,别哭啦”。1978年是第一次全国统一考试,有610万考生,录取了29.3万,考取比例是4.8%。到了年底又扩招11万。入学不久就有一场报告会是在1019日,“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说起来,我的几个成长阶段都踩在国家变局和出大事儿的点儿上。当时自以为明白,其实懵懵懂懂,是绝对的后知后觉。

    去外地上大学,获得一种独立感,也生出许多亲情友情,每个月要写几十封信,常常上课写信不好好听课。寄一封信几分钱的邮票,从第一个月购物清单中可见买了不少邮票:

雨衣 3.80元;

脸盘:3.67元;

镜子:0.65元;

本:0.4元;

暖瓶:1.80元;

信封:0.18元;

本:1.23元;

电影:0.50元;

信封邮票:0.90元;

本:2.20元;

夹子:2.55元;

尺子:3.80元;

油:0.45元;

饭票:13.00元;

书费:1000元;

本:1.45元;

糖缸:1.00元;

信封邮票信纸:2.00元;

咸菜:0.50元;

点心:1.00元;

洗头膏:0.20元;

勺:0.2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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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了大学才确知自己一点儿都不喜欢自动化仪表这个专业。理工科学生很辛苦,7778级学生尤其刻苦。今年回母校,电路老师说他教书50年,我们自仪78级是最好的学生。他说,这是绝对的,不会对77级某班说他们是最好的。说实在,听老师这么说我很惭愧。除了不喜欢,不够刻苦,也不善于自我管理时间,功课学得很吃力,成绩也不算好,有很大的挫折感。在日记里,一遍遍问自己:“当个科学家?不!这不是我所能够的。当个女技术员,优秀的技术员,在工厂里尽我的力量勤恳工作?我迷茫了……

留下记忆的都不是日常的规定动作,而是那些跳出来好玩儿的事儿。是这些照亮了我的大学时代。的是花了大量时间精力的那些社会活动。把好多精力用在了文工团、广播台上,参加上海市高校汇演、演讲,还有打排球。邓丽君对我们这一代影响太深了,听着录音带记歌词,学唱,流传过来的差不多都会唱。直到几天前,在台北金宝山去邓丽君墓,遇一位歌迷,是守墓者,每天来。他说,冬天了,树上的落叶落下来就立刻扫干净,免得让其他来此的歌迷看到不好。

参加上海市高校汇演,我们排了一个舞剧,讲四个女大学生一天的大学生活。文工团同学自己谱典、配器、伴奏,歌队伴唱。如今,我还留着那个曲谱,哼唱起来,亲切得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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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件值得记忆的事是一位同学在潘晓“人生的路啊为什么越走越窄”之后宣布退党。他是我的朋友,1957年生人。饱读书、人文、科学很有见识。迷恋数学。他受到处分,被留级,如今客居海外。不止一个同学说他对他们一生的影响。

   毕业设计是“计算机模式识别”,在当时是比较新鲜的题目。一边忙着编程序、上机;一边提心吊胆分配去向。198271日毕业答辩通过,成绩是优;721日公布分配方案。我的名字第一个被念到机械工业部销售技术服务公司。724日离开上海回北京。816日报到上班。这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它同时是机械部的一个职能局:销售管理局。在改革之初,机械工业要走向市场,就开了这么一个窗口,亲自做起了生意。我在商情处,做市场预测。几乎是坐进办公室的第一天,我就觉得自己不属于这里,它不是我的理想。

在毕业30年聚会上,同学嗔怪我们三个分回北京,在部里工作的都离开了,或下海或自由职业,如果还在里面,他们可得方便。如今大学毕业生打破头地报考公务员,而我当年为了考研究生,离开机械工业部承受好多压力甚至折磨,人的向往和追求反映出了时代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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