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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鼎鼎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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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金融百年背后的思想学说  

2016-09-21 23:16:23|  分类: 金融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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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百年背后的思想学说

柳红

载《读书》2012年10月刊

 

《百年中国金融思想学说史》(第一卷)(曾康霖、刘锡良、缪明杨先生主编,中国金融出版社,2011年10月)是一部煌煌之作,1000余页,95万字,沉甸甸的。今年四月得到编者赠书后,即远行欧洲,也将它放在旅行包内。金融思想史于我是有求知欲的陌生领域。翻阅之后,想到了一些问题。

 

一、研究路径

 

和哲学思想不同,经济(金融)思想基本不是形而上的,它不仅脱离不开经济运行,而且常常起源于经济生活中最基本最关键的问题。看看在经济思想史上留下印记的人物,亚当斯密如此,哈耶克如此,凯恩斯也是如此。但是,思想与现实又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不能把经济(金融)思想和现实经济理解成物体和镜子的关系。

 

回看20世纪,中国的金融制度曲折反复,金融思想层出不穷,丰富多彩,二者互相影响,有时是正面影响,有时背道而驰。相关的历史研究通常沿着两条线展开:一条是以金融经济运行为线索,思想隐蔽其中,比如像银行史、货币史,这方面的著作相对丰富;一条以思想理论为线索,对经济实践则着墨有限。张家骧主编的《中国货币思想史》[1]是近年来的一部代表作。

 

具体到第二条线,即研究百年中国金融思想学说史的途径,可能有这样三种:一是以不同的历史阶段为背景,理出其中的思想线索;二是以金融专题为支撑,研究相应的思想;三是以人物为线索,总结他们的思想。本书选择的就是第三种。在第一卷,它用50章分别介绍了50人的金融思想学说概要。

 

无论哪一种途径,都要面对如何选择对金融经济历史产生重要影响的思想,谁的思想被载入史册的挑战,这是决定这部思想学说史价值的关键。比如,哪些思想学说反映了金融经济,哪些没有?哪些太超前?哪些短期看是对的,长期看是错的;哪些属于原创,哪些不是,等等。要回答这些问题,以什么作为参照系呢?一方面,中国不可能脱离国际金融体系;另一方面,金融经济有其历史演变的惯性。比如在1930年代的中国,无论是废两改元,还是法币改革,都有强烈的国际因素,也包含着金融经济的内在逻辑。从大的历史方向看,中国与世界经济主流呈现趋同趋势,这势必反应在金融思想和理论之中。因此,在研究百年金融思想学说时,中国和世界,始终是两个基准。也就是说,评价某种金融思想学说的价值,要看它是否符合中国国情,是否符合世界潮流。

 

二,历史阶段

 

具体到如何评估百年金融思想学说史,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如何把握中国金融经济的百年历史沿革。多年来,中国现代历史被意识形态化和被“革命阶段化”。摆脱这样的束缚,就需要寻求金融本身的历史发展阶段。

 

本书恰恰是没有陷入“革命阶段化”的套路,但是,依然留下了这样的痕迹。在序2,曾经担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货币政策委员会主席的戴相龙,将过去百年分成三个阶段,分别是:1912-1949年民国时期;1949-1978年新中国改革开放前时期;1978年至今为改革开放时期。进而又将民国时期分成北洋政府时期(1912-1927)和国民政府时期(1927-1949),并概括各个时期的金融主题(2页)。这种划分是被广泛接受的,但是它过份强调政治,以政治事件刻画金融经济发展阶段。例如辛亥革命,1949年共产党在大陆执政,1978年改革开放等等。

 

经济史和金融史有自身的规律和惯性,与政治制度、政权更迭有联系,但不是对应关系。例如,辛亥革命后的民国,其经济和金融制度没有根本改变,在币制改革方面,继承了清朝确立的基本方向。虽历经北洋政府和南京政府,政治和社会急剧变革,内战不断,但是变革金融制度的冲动和所追求的基本目标没有中断,直到1935年实现法币改革,奠定现代货币经济制度。1949年之后,中华民国开创的现代金融经济特征,在大陆一度消失,却存活于香港和台湾。1978年以后,中国经济改革的各种决定,包括1990年代的金融体制改革,建立资本市场等等,可以看作是对1949年之前原有经济制度、金融制度的回归,也是对当代世界主流金融制度的移植。也就是说,在大中国范围内,自清末民初以来的经济制度其实是延续的。中央银行制度,早在前清就已建立,民国时期更加成熟。所以,改革开放之后,实质性的金融制度创新是有限的,这也是这个时期有创造性的金融思想学说贫乏的原因之一。

 

从中国20世纪以来的金融经济实际出发,其所经历的阶段和相关的思想理论似乎可以作这样一种梳理:

 

1,    清末至民国初年, 是金融经济现代化起步阶段。不仅建立了中央银行,发行纸币,而且对外开放金融市场,允许外国银行进入,鼓励民营银行的建立,着手币制改革。应该说,当时中国的金融制度已经和世界接轨。在亚洲,甚至超前于日本。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在金融制度方面大体继承了清末遗产。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才能更好地理解《百年中国金融思想学说史》中第一、二章孙中山、郑观应的货币金融思想。其中,孙中山(1866-1925)的金融思想超前,其钱币革命说对后来南京政府的币制改革有影响;郑观应(1842-1922)则主张要适应世界币制发展大趋势。

 

2,    北洋时期(1912-1927),是探讨改革金融制度的阶段。面对财政困难,大总统袁世凯认为若是发行不兑换纸币,“全国骚然,危亡立见”。于是,财政部设立币制委员会,将货币改革列入议程,中央银行开始运行。“袁大头”的出现是二十世纪中国货币经济的里程碑。它有助于1933年完成“废两改元”,实现银本位。并且,早在1914年和1918年,上海和北京就分别建立了证券交易所,民族资本和工业得到发展。在这个阶段,梁启超(1873-1929)是既有理论,也有实践的人,格外引人注目。

 

3,    南京政府(1927-1937)十年,是奠定中国现代金融制度的阶段。中外史学界称谓南京十年为“黄金十年”,实不为过。这不仅因为在此期间,工业化有了长足发展,而且货币制度,银行制度,以至整个金融制度快速实现现代化转型。1933年,废两改元,确立银本位制度,改变了中国自由市场经济走向,加快金融垄断,开始了国家控制货币经济。1935年推行的法币改革,结束了中国传统金属货币时代,跳跃式地进入国际货币经济潮流。在这十年,中国金融理论界人才辈出,百家争鸣,即使马克思学派也有一席之地,至今还遗留了可以继续探讨的历史课题。例如1935年法币改革是不可避免的吗?它对中国经济和政治历史的演变有什么影响?这段历史甚至吸引了诸如弗里德曼这样的经济学家。[2] 不仅如此,1980年代以后金融改革所涉及的很多问题,早在七十余年前的中国经济学和金融界,就多有探讨,这实在令人感慨万千。

 

4,    从抗战到国共内战时期(1937-1949),是现代金融制度遭受挫折、暂时崩溃阶段。法币改革后,国民政府实行的战时通货膨胀政策,没有因为抗战结束而结束,甚至变本加厉,成为废除法币推行金元劵改革的原因之一。通货膨胀政策不一定必然导致金融制度崩溃。但是,抗战胜利后,在1948-1949年的短短两年间,南京政府的金融制度却不可逆转地走向崩溃,成为大陆政权易手不可忽视的经济历史原因。如何解释中国金融制度在1940年代末崩溃,是当时经济学家关注和讨论的问题。本书第11章的陈岱孙、第12章的王亚南,第13章的胡寄窗,第14章的黄宪章,第17章的刘絜敖,第21章的张培刚都涉及到了这个问题。中国主流思想基本上彻底否定国民党自抗战到1949年的货币政策,把国民党金融制度崩溃简单化、政治化。尽管近年来民国成为热门话题,但是相对于浩瀚的文献,民国金融思想史的研究尚十分欠缺。值得提及的是,最近有学者力求给出更客观地分析,强调是国民党军事上的失败导致金融制度的失败;恶性通货膨胀与政府货币流通区域的急剧缩小有直接关系;所谓的金融制度崩溃主要集中在上海,而非全国范围。[3] 探讨诸如此类的问题,不仅对理解金融史有意义,而且对理解中国当代史也有价值。

 

5,    1949年至1980年,是现代金融制度大倒退的阶段。在计划经济下,罢黜金融,也谈不上金融思想。所谓人民币价值基础的争论是缘木求鱼。遗憾的是,金融思想学说的“枯竭”,不仅仅因为实行计划经济,也因为本该出产思想的人屈从于统治集团的意志和说法,不能,也没有独立思想。从21章张培刚的思想学说中可以看到,他关于内战-通胀关系、通货膨胀下的中国农业发展、农村合作金融短缺论、影响汇率的汇率管理说等都产生于1930至1940年代,也就是在他20多岁和30多岁的时期。此后有将近半个世纪的空白。类似的还有第11章的陈岱孙等等。很多金融家和学者的命运极为悲惨。他们曾经是饱学之士,民国年间服务于政府、研究机构或银行,很多人没有活到1978年;有些虽然活到了,但是老病交加,与世隔绝30年,思想也沉没了。1949年以后上大学的一代,压根儿没有机会接触金融。还有一些人则走的是极端形而下的路线,替政策找说法、献计献策,讨论伪命题。对此,本书没有给予分析和评论,不能不说是个遗憾。当然,即使在这样的背景下,仍旧不乏有贡献的人物:像本书第15章的薛暮桥(1904-2005),第30章的杨培新(1922--)等等。

 

必须看到,在中国大陆金融思想和理论“乏善可陈”的时期,海外,包括台湾经济学家的视角和贡献值得高度关注。本书收录了蒋硕杰(1918-1993)(26章)、王作荣(1919--)(29章)、费景汉(1923-1996)(31章)的思想学说。严格地讲,1949年之后的台湾金融浴火重生,延续了民国金融制度现代化的轨迹,为后来中国大陆提供了经验教训。

 

6,    1980年代之后,是重建现代金融制度的阶段。以1989年为线,呈现两个时期。为数不多,甚至稀少的一些金融学者最大的贡献是把他们在民国时对西方的了解和所学介绍进来,第22章的丁鹄(1916-2000)就是这样一位。他或许并没有什么创新金融思想学说,但是,作为五道口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的教授,把知识传授给年轻学子,那是久旱之后的甘霖。诸如此类还有32章的虞关涛(1923-1998)等。这一时期年富力强,有创建的人物有黄达(1925--)(34章)、刘鸿儒(1930--)(41章)等等。此外,第47章的邱兆祥(1941--)涉及面较广;第48章孔祥毅(1941--)的中央银行制度变迁史和票号研究很有意思。

 

在过去20余年,中国金融业成为最显赫的行业。然而,相关的学术研究和思想相当滞后。除了一些零星的、片断的思想,未见系统的思想学说,且没有摆脱意识形态的影响,甚至将不断成熟的现代国际金融制度与风马牛不相及的“阴谋论”挂钩。中国提供了重建和回归现代货币经济的空前试验场,货币化和财富大爆炸交相呼应,金融制度与世界接轨。然而在一个如此特殊,体积庞大的转型经济体中,时至今日,没能出产金融思想大家,无疑是十分遗憾的。

 

 

三、人物选择

 

过去百年,中国金融制度经历了从市场经济到计划经济再回归市场经济的过程;同世界的关系从连通到隔绝再到开放。其间,金融思想是如何反应和影响这个转型过程的?对此,本书诉诸的方法是通过一个一个人物的思想,将其串联起来,并力求保持原汁原味。以人为线索,是这部著作的创新之处。但是,也可能出现遗漏;可能出现所选人物的思想重复;同时也意味着出现思想空白。这无疑是一种挑战。

 

首先遇到的问题是:所选之人和不同金融发展历史阶段的关系。一般来说,是根据不同的历史阶段,选择出有代表性的人物和思想,使人物在时间分布上比较合理,思想脉络比较清晰。在这方面,本书有这样做的安排和意向。但是,可能受制于中国现代金融史的发展阶段框架,对诸如1930年代的金融思想发掘不够,而遗漏了一些人物和思想。虽然本书选择了陈光甫(1881-1976)(4章)、张嘉璈(1889-1979)(6章)、宋子文(1894-1971)(7章)等,但是,他们还不足以反应那个时代的金融思想。仅以1996年再版的民国小丛书《中国货币史银行史卷》全四册[4]为例:其中有张家骧1925年出版的《中华币制史》[5];潘子豪1929年出版的《中国钱庄概要》[6],施伯椼1931年出版的《钱庄学》[7],周葆銮1919年出版的《中华银行史》[8],还收集了中国币制汇编。不难发现,当时在金融思想学说方面,特别是对于中国银行制度、货币本位、币制改革思想的深刻性,对中国国情的深入,都非今人可比。有些人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并非那么显赫。但是,既然研究思想,那么思想就比人重要,应该尽可能穷尽。比如杨端六(1885-1966),早在1930年就出版了《货币与银行》,多次再版,并作为教科书;刘大钧(1891-1962)著有《中国的工业和财政》、《外国在华投资》、《经济动员与统制经济》、《非常时期的货币问题》等;周德伟(1902-1986),哈耶克的学生,著有《中立货币研究》、《金融平衡论》,还有杰出的女性经济学家赵兰坪,其《经济学》在1933-1947年间印行26版,著有《资本节制论》(与任福履合著)、《现代币制论》、《外汇统制问题》、《通货外汇与物价》、《货币学》、《货币与银行》、《各国通货政策与货币战争》等等。在张家骧主编的《中国货币思想史》中,列出民国时期上百篇重要文献。有学者研究: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经济学著作大幅增长,1928年达369种,1929年更高达598种。出版著作的高峰是1934、1935、1936三年,每年都达900多种。即使抗战时期,经济学著作依然减少不多。而1949年以前中国经济学界翻译出版了约1815种外国经济学书籍。1936年中国经济研究机构达248家,每个研究机构几乎都办有刊物。1936年,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图书室所藏中文经济类杂志即达1018卷,共有中文杂志420种。[9]其中,货币金融是主流经济学界讨论的中心。焦点论题在法币改革前是,如何设计一种新的币值稳定的货币制度,以防止中国货币受世界市场波动的牵制。比如,刘振东提出“有限银本位制”,即将货币的银元与货物的银两完全分开。黄元彬提出了“物银矫正策”,即中国与国际合作在伦敦设立统计局,根据输出物物价指数随时调整银价,使中国进出口商品价格保持稳定。顾翊群提出了“管理的银本位制”,即在国外设立汇兑平准基金,以维持汇价稳定。1934年白银大量外流后,顾翊群、姚庆三、张素民、赵兰坪等人即提出放弃银本位,实施管理通货制。1935年11月法币改革后的论题集中在,如何对通货进行有效管理以达到币值稳定;1938-1940年,则以是否应该维持法币汇价为主题;1940年后,主要是讨论如何反通货膨胀。[10]手头有两本商务印书馆1936年印行的小书:一本是黄元彬的《白银国有论》,一本是张素民的《白银问题与中国币制》。翻阅一下,即可见其专业性和深刻性。这是二十世纪最精彩的篇章。可惜在《百年金融思想学说史》中没能给予足够的展现。

 

其次,既然以人为主线,就有一个选人的标准问题。主编在绪言中强调了入选者的治学精神和人品:“为人师表,潜心治学,造诣精深,学贯中西。”“强烈的经世济民情结,理论密切结合实际,关注弱势群体,尊重经典,不迷信权威,实事求是,理论升化,先知先觉,洋为中用”等等,此类评价过高。一是,所选之人未必达到此标准;二是,它不应作为是否纳入金融思想史的标准;只能惟思想价值,学术贡献是举。

 

不知是不是因为在设计上要凑足50位或者100位,从本书收录的人看,有的可能涉及过金融问题,有过几篇文章,有些零星想法,但是,很难说在百年金融思想学说史中占有一席之地;还有的,在特定时期,知名度较高,但是金融思想乏善可陈。术业有专攻。例如吴敬琏,作为经济学家的名声足够,但是并不擅长金融领域。如果名声和影响力算一个指标的话,厉以宁并没有入选。退一步讲,吴敬琏的学术背景是从政治经济学转变而来;厉以宁是从西方经济学出发,与现代金融更为接近,且自1980年代初五道口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创立即在那里任教,卷入中国重建现代金融事业更深。举此一例,是想说似乎在选人标准和所选之人上有脱节之处。再有,孙冶方(1908-1983)、骆耕漠(1908-2008)等人未入选。对此,如果有一个实施某种取舍的说明,以体现编辑意图,将有助于确立其取舍的公正性和学术的权威性。

 

    再次,百年金融思想学说史应该海纳百川。大凡在金融思想上有建树,对中国有贡献的,都可以考虑作为候选人。从清末到抗战前后,有些外国人的贡献不可忽略。比如卫斯林就是一位代表人物。他的著作《中国币制改革刍议》[11]对当时的中国产生了影响和作用。这里就涉及到一个问题,研究中国金融思想学说史,某些外国人的思想贡献是不是应该进入研究的范畴。就如同一些中国学者比如费景汉、蒋硕杰,他们或是在美国,或是在台湾。如果他们不被排除在外的话,那么一些外国人的思想成果也应该被充分注意。归根结底还是一个选人的标准。是以人来选,还是以思想来选。

 

此外,本书力求客观,不对所选之人多加评论。个人以为,如果能在其上追加研究和评论,比如涉及所选之人的思想理论的归类、演变和局限性,则会更好。比如马寅初,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思想左倾,受马克思主义影响,也有古典经济学的影响,但是可能并不成熟;比如,薛暮桥在计划经济时代的金融思想有独到之处,但时,最终为历史“扬弃”。对所选之人研究不够,会削弱一部金融思想学说史的生命力,容易陷入资料汇编。纵观百年金融思想,尤其感到,经过历史沉淀依然熠熠闪光的思想才是有价值的;而那些当时讨论得震天价响的诸如商品经济,货币的阶级性之类毫无意义。

 

必须肯定,这部著作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所选50人,绝大多数都对中国金融制度的演变和思想发展做出了贡献。一部百年金融思想学说史,也是这个国家和金融学家命运的缩影。但愿在不久的将来,中国能够出现一个思想繁荣的历史时期,重现百年前民国年间百家争鸣的格局。期待第二卷在吸收第一卷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出版,也期待第一卷有机会修订再版。

   



[1] 张家骧:《中国货币思想史》,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

[2] 【美】米尔顿·弗里德曼:《货币的祸害----货币史片段》,商务印书馆,2007年

[3] 参见朱嘉明:“1945-1949:从通货膨胀失控到货币金融体系崩溃”,载朱嘉明:《从自由到垄断:中国货币经济两千年》(台湾,远流出版公司,2012年)之第三章:“转型:从‘银本位’到现代信用货币制度(1911-1949)”。

[4] 闻达编:民国小丛书,《中国货币史银行史卷》全四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6年

[5] 张家骧:《中华币制史》,民国大学出版,1925年

[6] 潘子豪:《中国钱庄概要》华通书局,1929年

[7] 施伯椼:《钱庄学》,上海商业珠学社1931年

[8] 周葆銮:《中华银行史》,商务印书馆,1919年

[9]孙大权:“民国时期的中国经济学与经济思想”,《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

[10]孙大权:“民国时期的中国经济学与经济思想”,《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

[11] (荷兰)卫斯林(G. Vissering)的著作出了好几版。最早一本是泰东图书局在1917年出版的《支那货币论》(On Chinese currency, Prelimilary remarks about the monetary reforms in China),杨冕译。1912和1923年又出版发行《中国币制改革刍议》(和陆德合作,邵长光译),分别由青岛市观象台和正蒙印书局代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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